[비즈한국] 在尹锡悦政府执政中期，国防指挥部再次换帅。尽管国防议题比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处于政治争议的中心，但现实是，针对我们真正重要的国防课题，缺乏足够的质疑与讨论。
因此，本文旨在整理出当前包括国防工业在内，可能令我们感到吃惊的议题，并以一种“预防针”的概念，简要探讨这些议题为何变得重要以及如何解决。笔者梳理了一份“三大安全议题核对清单”。
第一个议题是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重建。所谓的“国防情报本部（DIA）黑牌特工泄密”事故及与情报本部内部诉讼相关的议题接连成为话题，但舆论仅关注泄密的事实，而缺乏对未来该如何作为的讨论。
结论先行，目前海外情报作战活动及为此派驻海外的非公开人员仍在一线努力工作。因为海外情报作战本身一直是由国家情报院（国情院）与国防情报本部各自承担部分职能或分工执行任务。
问题在于，并非从事海外情报收集工作的非公开人员（即“黑牌特工”）消失了，核心问题是原本二元化运作的国情院与情报本部非公开情报收集活动，实际上被整合在了一起。
海外情报作战虽说是“作战”，实际上为了获取情报，会尝试并实施人类所能想象的一切行为。虽然谍战电影中的情报行动多有夸大，但电影中特工的行径反而比现实中省略的更多。根据情报获取的方式及数量的多寡，情报的可信度与获取时机都会发生变化。
此外，在情报作战中，海外情报作战不仅要确保获取情报的量，更重要的是确保其可靠性。而防止这一点被破坏的最佳方法，就是让互不相干的独立主体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情报收集活动。人事权隶属不同的组织，其情报作战的倾向与行为方式会截然不同，这会让对手的反间谍（Counter-Intelligence）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问题在于，无视这种状况，当由单一组织全权负责海外情报收集任务时，极易遭到对手的逆向追踪、操纵或反间谍活动。虽然目前扩大海外情报作战人员、即增加“黑牌特工”最快最简单的方法，是将海外谍报任务及非公开作战人员的培养全部归拢至国家情报院，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当然，如果情报作战的源头过多，因内部利益及权力问题导致互相牵制严重，有时也会产生政治纷争。海外也有不少像英国那样实现内外统一的国家。但这种方式并不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曾因统一化经历过许多问题。
因此，不应盲目地将海外情报收集路径维持在单一机构，而是应通过多渠道培养从事海外非公开情报收集的特工，让在人事权上相互独立的组织进行合作与相互验证，这才是此次“国防情报本部黑牌特工泄密事件”的解决之道。
第二个安全议题是对“防务出口200亿美元”的过度执念。韩国防务出口在过去10余年间一直未能突破30亿美元大关，直到2021年激增至73亿美元，2022年达到173亿美元，但2023年上升势头有所减弱，为130亿美元。
在此情况下，现政府自今年年初便喊出“2024年防务出口200亿美元”的目标，由总统室主导，要求政府和国防工业企业为防务出口“全力以赴”。今年6月，总统室已主持召开“第五次防务出口战略评估会议”，并公开宣布将战略性支持防务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我不禁怀疑，“防务出口200亿美元”这一数字似乎并非为了增强韩国国防力量或促进防务工业发展而设。比起数字，防务工业的根本目的更为重要。
防务出口的首要目的是突破国内市场在订单量与获利性上的局限，确保防务工业的增长动力。其次是通过我们优秀的武器系统，确保盟国或合作国家的安全，并为国际和平做出贡献。最后，通过出口确保经济性并提升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最终以低廉的价格为我军提供优质武器。
换言之，为了扩大防务出口，以总统室为中心，政府和企业齐心协力在出口市场展开竞争固然好，但必须在国际秩序内，避开可能引发司法问题的交易，稳步推进防务出口。
我们之所以在防务工业上全力以赴，是为了防务工业的增长和维护国家安全，而不是为了让防务出口对我们的防务工业或国家安全产生副作用。
当然，笔者一贯主张为了防务出口应体谅并支持出口国的情况，即使这与国内部分舆论相悖，也应坚持推进。在波兰或印度尼西亚的防务合作中，国民批评的所谓“韩国不利的交易条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其他国家在出口时也会经常遇到的情况。然而，遵守国际准则又是另一回事。
中国是代表性的不遵守此底线的国家，中国盲目的防务出口恶化了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并产生了削弱自身外交立场的副作用。例如，当中国表现出向中东国家非法转移导弹技术的动向时，2021年12月美国CNN对此进行了报道，美国总统拜登随后表示将对相关参与机构实施制裁。
最后需要关注的安全议题是与认知战相关的议题。认知战（Cognitive Warfare）是与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常被混淆的一种新概念战争方式，虽然心理战与认知战在同属涉及人类心理的军事作战这一点上相似，但两者有诸多不同之处。
认知战的核心概念是，假设利用当前的认知科学、心理学和脑科学可以操纵人的行为与思想，无论战争发生前还是发生后，它都旨在改变我方人类的认识与判断，使其对我方有利，同时改变对手的认识与判断，使其处于不利境地。
简单来说，就是将发达的营销手法、组织文化管理技巧应用到战争与战斗中。例如，当前实施的认知战为了挫伤敌方士气，会生产并大量散布能降低敌方领导层信任的信息、夸大我方军力以引发敌方恐惧的信息、通过干扰决策使敌方军事指挥部做出错误判断或导致其无法执行真正重要战略的信息，并让敌方深信这些信息为真。
认知战的概念早在几年前就以美国为中心被提出。据称，美国的敌对国家也在积极使用该手段。平时期最著名的认知战案例，是俄罗斯为干预美国大选而在社交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在目前正在发生的乌克兰战争与以巴战争中，认知战也得到了广泛运用。
我军最近也关注到了这种认知战动向，正在进行大量的研究与努力。问题在于，认知战概念不同于心理战，它不仅要针对敌国，还要针对我方国民。在认知战情境下，必须积极向国民宣传我方的重要性和活跃表现。实际上，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通过互联网直播公开自己在首都基辅街头行走的画面，以此缓解了国民的不安情绪。
问题在于，这与政治紧密挂钩，因此需要谨慎的选择与行动。例如，在以巴战争中，以色列在社交网络上支付广告费用，展示遭受哈马斯攻击而痛苦的国民影像，在认知战中表现活跃，但目前却在哈马斯面前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战争初期，全世界亲以色列示威与反以色列示威不相上下，但目前反以色列示威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并持续进行。世界各国政府也普遍很难轻易与以色列保持一致。
当初在认知战中占据优势的以色列最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陷入被动，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将重点放在了“政权安全”而非“战争目标”上。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本应讲述以色列受到的伤害与困境，但为了维护政权，却试图说服极右势力认为这场战争很有必要。由于将认知战的焦点放在了后者而非前者，以色列不得不承受巴勒斯坦民众与国际社会的愤怒。我们也有可能陷入这样的境地。
以上整理了我们目前面临的三大安全议题。这三个议题虽然看起来是独立的内容，但实际上相互关联。我期待我们的安全政策在制定时，能考虑到若仅关注眼前议题与当下的目标，最终可能会导致国家利益受到重大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