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每当有判决认定医疗团队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医疗界总会有人对患者进行恶毒攻击；而在医疗界“黑名单”撰写与散布事件中，被捕的前实习医生竟被比作“独立斗士”并获得募捐资助，医疗界正通过各种明暗手段施压患者群体。有患者团体批判“黑名单”称：“这难道不就是公然谋划杀人吗？通过集体排挤那些选择救治患者的医生，这种行为与谋杀何异？”在患者团体内部，鉴于医疗空窗期导致的受害案例不断累积，也有声音呼吁应当构建“朝野患者医疗协商机制”，而非仅仅是“朝野医疗协商机制”。
“即便受损，也害怕发声”
近期，由于医疗界的集体行动，越来越多因诊疗受害的患者表示不敢发声。韩国患者团体联合会相关人士解释称：“医疗空窗期导致手术推迟，进而引发癌症复发或死亡，虽然因果关系与受害事实显而易见，但患者们却不敢轻易采取行动。在医疗界不仅撰写黑名单，甚至声称要‘让被捕的实习医生大发横财’这种集体对抗氛围下，即便我们提起刑事控告或民事诉讼，对方会作何反应显而易见。”该人士补充说：“患者们只能逐渐适应这种状况并忍受痛苦。癌症患者如果经过8个月，治疗周期往往已过半，有些人甚至为了保命不得不转院至二级医院。”
患者群体还表示，对诉讼感到困难并非近期才有的现象。癌症患者A某诉苦道：“患者处于需要持续接受治疗的立场。因为领域有限，一旦流露出不满就会被圈内共知，我们能切身感受到这种情况。”A某称，“即使转院，对方虽说没有传达过（患者的不满），但在初诊时还是会听到诸如‘听说患者意见很大啊’之类的话。这对患者来说是多么惊慌失措的事啊。在这样的氛围下，想要调取病历并提出问题谈何容易。最近连可以选择的医生范围都缩小了，能被医院接收就已觉得是万幸了。”
政府为了解决因医生集体行动而导致的患者就医不便，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目前正在运营“受害申报与支援中心”。该中心协助患者转至其他医院进行手术和诊疗，或协调诊疗日程，并就症状恶化及住院延迟等问题提供法律咨询。据共同民主党议员金润从保健福祉部获取的资料显示，从2月19日至9月6日，该中心共接到877起申报，其中手术延迟占494起（56.3%），占比最高；其次依次为诊疗受阻201起、拒绝诊疗139起、住院延迟42起。
A某认为，恢复医患之间破裂的信任才是当务之急。A某表示：“我认为造成只能诉诸诉讼的情况本身就不理想。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包括医疗失误在内，如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医方至少应该说明原因并表达歉意。”但A某遗憾地说道，“然而，那些医生绝不承认错误。据我所知，有一位病友被诊断为左肺癌，结果医疗团队误手术了右肺。即便如此，医疗团队到最后也不肯承认过失，患者最终只能选择诉讼。”
医疗纠纷调解院受理案件数与往年持平……“朝野医疗协商机制”仍将患者排除在外
统计数据也印证了患者群体难以选择诉讼的现状。上个月，受害申报与支援中心累计提供法律咨询支持的案件达345起。然而，韩国医疗纠纷调解仲裁院统计的医疗事故案件数与往年相比并无太大差异。据国民力量党议员金美爱从保健福祉部获得的资料显示，近5年间经由调解院处理的医疗事故案件，平均每年约为1986起（以医学界别计）。从年度来看，2019年为2479起，2020年为1936起，2021年为1886起，2022年为1782起，2023年为1849起。今年上半年已统计的案件数为1002起，约为往年同期的54.19%。考虑到大多数案件在进入诉讼前会先经过调解院，这一数字偏低。
此外，在关于构建“朝野医疗协商机制”的讨论中，患者群体被排除在外，引发了强烈不满。韩国重症疾病联合会在12日的新闻稿中指出：“我们无法确定自己还剩多少时间，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将时间完全用于照顾自己和家人，只能焦急地关注医疗改革的进展。无论朝野，政界部分人士无视患者意见，单方面试图接受医疗界的诉求，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该联合会表示，“现在轮到我们发声了，应该组建‘朝野患者医疗协商机制’。虽然我们没有医生执照，但有很多医生看不见的问题，患者却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已经准备好就医疗改革的多个侧面提出科学合理的方案。”
韩国癌症患者权益协议会也中断了截至6月进行的两次癌症患者受害案例问卷调查。理由是调查结果公布后，政府和医疗界并未做出任何改善努力。代表金成柱表示：“即使协议会调查并告知，政府也不打算改善问题，医疗界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负担感。8月以后，在实习医生归期未卜，且‘黑名单’问题发酵的情况下，我们认为问卷调查已经失去了意义。”对于受害申报与支援中心的运营，他感叹道：“行政指导虽然是由地方政府对医院进行，但指导之后，患者往往无法获知后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