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围绕非面对面诊疗平台“Doctor Now”，药剂师界的抵制情绪日益高涨。药剂师界指责Doctor Now强迫药剂师通过其自有批发商“Bijin Pharmaceuticals”购买药品，并向这些药店提供优惠待遇，认为此举违反了《公平交易法》和《药师法》。不久前，针对Doctor Now“从非面对面诊疗到处方药取药”的电视广告文案，药剂师界也批评其属于夸大及非法广告。在平台与药剂师界矛盾不断深化的同时，也有观点指出，正是由于相关监管部门对“非面对面诊疗制度化”采取消极态度，才导致患者的损失不断累积。
药剂师界：“担忧药品滥用及平台从属化”
近期，Doctor Now成立的药品批发商“Bijin Pharmaceuticals”被曝出涉嫌违反《公平交易法》。据称，Doctor Now通过Bijin Pharmaceuticals向购买价值100万韩元药品套餐的药店赋予“合作药店”地位，并为这些药店打上“调配确认”标记，将其优先显示在界面上方，从而提供优惠待遇。共同民主党议员金润（Kim Yun）近期公开了一则Doctor Now经理发给药剂师的信息，其中写道：“关于Doctor Now的调配项目，请尽量使用Bijin Pharmaceuticals的药品进行替代调配”。对此，药剂师界抗议称这“违反了《公平交易法》和《药师法》”。
Doctor Now代表郑镇雄（音，Jeong Jin-woong）在上月23日的国政监查中作为证人出席并解释称：“在夜间及公休日，约有35%的非面对面诊疗患者无法领到药。经过多种尝试后，我们判断直接向药店供应药品并联动库存，是向患者提供附近药店药品库存信息的有效途径。”他同时表示：“但通过此次国政监查，我意识到服务的宗旨和意图可能会被误解，因此如果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会采取措施，并致力于提供更具公益性的服务。”
药剂师界自非面对面诊疗平台引入初期就一直要求“全面撤回非面对面诊疗”。虽然近期与Doctor Now的矛盾浮出水面，但他们此前一直对非面对面诊疗持否定态度。随着韩国新冠疫情等级从“严重”下调至“警戒”，政府实施了限制范围的非面对面诊疗示范项目，并从今年2月起“全面放开”。在每一个阶段，非面对面诊疗平台方都会公布患者满意度调查等数据，要求放宽“允许药品配送”等管制，而药剂师界则发表声明并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单方面实施该项目”。
药剂师界将药品滥用视为核心问题。他们认为非面对面诊疗使得处方毒品或精神药物变得相对容易。尽管原则上禁止，但由于监管不力，此类处方仍在发生。事实上，根据共同民主党议员朴熙胜（音，Park Hee-seung）从保健福祉部收到的“毒品类医保处方现状”资料显示，去年6月至今年4月期间，共有8种毒品成分和36种精神药物成分被处方。按单数计算，毒品类处方20件，精神药物处方2712件。其中甚至包括“芬太尼”。如果计入非医保毒品类，数字恐将进一步增加。
平台从属化也是引发担忧的部分。京畿道药师会近期发表声明称：“政府以保健医疗产业化和医疗服务数字化为由，煽动国民认为面对面诊疗和面对面给药原则已跟不上时代。”声明进一步主张：“允许非面对面诊疗和药品配送，最终意味着韩国保健医疗体系将完全从属于几家私营平台。我们已经目睹了无数小型零细商家被大型配送App平台束缚后的受损案例，以及由此引发的地区经济停滞和流通环节扭曲，正产生诸多副作用。”
平台使用患者领药平均需耗时3小时
问题在于，政府在未能积极推动“非面对面诊疗制度化”的过程中，患者的损失正在不断积累。从示范项目初期开始，患者为了寻找可调配药店而四处奔波的“药店转转（Pharmacy Hopping）”现象，或是再次前往医院附近药店进行面对面诊疗的案例持续发生。在地区社区中，不乏家长留言称：“药剂师说‘不接收非面对面诊疗处方笺’，拒绝给药。”根据近期在国政监查中公开的保健福祉部资料显示，平台使用者领药的平均移动距离和平日/日间耗时为4.55公里、3.3小时，公休日/夜间则为4.77公里、10.05小时。
医生和药剂师也面临困难。根据远程医疗产业协议会于今年6月委托韩国Research进行的“非面对面诊疗示范项目一年认知度调查”显示，给出负面评价的医生和药剂师认为原因在于“因患者标准等制度频繁变更导致的混乱（医生67.6%，药剂师49.1%）”以及“处方药配送限制（医生61.8%，药剂师36.8%）”。对于领药流程，41.1%的药剂师将其列为负面评价因素，具体包括“因为不知道患者何时会来药店，只能无期限等待（76.1%）”以及“必须一一应对询问药品库存的电话（58.7%）”等。
政府在专科实习医生集体辞职后，暂时“全面放开”了非面对面诊疗。然而，药品居家接收范围仍限制在原有的岛屿及偏远地区居民、行动不便者（65岁以上长期疗养等级者、残疾人）、传染病确诊患者及罕见病患者。公卫医师派遣后，也允许了此前被排除在非面对面诊疗医疗机构之外的保健所和保健支所进行此类诊疗。在过去两年间，虽然非面对面诊疗范围有所扩大，但政府并未进行制度化讨论，仅反复修改“示范项目指南”。其中，针对“中介平台”的指南自去年修改后至今未再更新，与其他医疗机构、药店指南有所不同。
国民力量党与共同民主党在今年4月大选前，已将非面对面诊疗相关承诺写入各自的公约集。在以明确疾患范围和标准的“制度化”为主要内容的前提下，民主党在管制方面更为聚焦。其中包括：△禁止运营专门从事非面对面诊疗的医疗机构 △加强对平台经营者的合理管制与管理 △构建并利用公共电子处方传送系统等。鉴于近期保健福祉部长官曹圭鸿在国政监查中提到有必要对非面对面诊疗进行立法，医疗界内外认为，后续讨论将主要集中在引起争议的“平台经营者”相关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