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1907年，钟路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团体。我们现在常用的“演艺界”一词就是由此而来，即“演艺丹成社”的成立。设立“演艺丹成社”的目的是为艺人提供表演舞台，并将所得收益用于社会事业，主要用于帮助孤儿等弱势群体。那个舞台空间就是著名的丹成社。虽然我们现在将丹成社记忆为电影院，但在当时，它是艺人们的演出场地。这些艺人就是当时被蔑称为“妓生”的女性艺人。
在传统社会中，妓生地位低下，但随着1894年甲午更张废除身份制度，她们获得了自由活动的权利。然而，仅靠艺术活动谋生存在局限，因此需要像“演艺丹成社”这样的机构。即便才华出众，身为妓生的她们仍受人歧视，但她们通过在丹成社进行戏剧、舞蹈、歌唱、讲段子（喜剧）、演奏等表演，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她们就是今天的演员、歌手、编舞家、喜剧演员和演奏家。当时，妓生们通过组建“妓生组合”进行活动。例如，按地区分类的有茶洞、广桥妓生组合，按婚嫁与否分类的有“无夫妓组合”、“有夫妓组合”等。“演艺丹成社”便从这些组合中调度艺人。
然而，随着艺术媒体环境的改变，组合的传统消失了。从丹成社转型为常设电影院并扩大影响力可以看出，大众媒体的影响力逐渐超过了舞台演出。随着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出现，艺人们的处境愈发萎缩。随之而来的是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电视台的力量日益壮大。因此，像妓生组合那样保护艺人权益的团体传统消失了。即便存在歌手协会或演员协会，也因为大众传媒企业影响力的膨胀而变得名存实亡。
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较于像大成企划（Daesung Planning）这样的唱片公司，经纪公司（企划社）的力量变得更强大。如今，经纪公司不仅通过自有厂牌制作歌手，还涵盖了唱片、音源和音乐录影带。决定性的转折点是SM娱乐041510。随着偶像音乐市场的扩大和产业化，单个歌手的影响力被压缩，尤其是偶像组合成员甚至无法加入歌手协会。韩流现象的急速发展已远远超越了广播权力，因此单个成员顺从公司的蓝图更为省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SHINee成员钟铉所提到的，偶像变成了“像传送带上的零件一样”，为了创造利润而被使用并随时替换的存在。
但是，当在公司遭遇不公对待时，他们必须独自寻求出路。像FIFTY FIFTY或NewJeans那样，一旦对公司的不公对待提出异议或寻求其他出路，就会被扣上背叛或“非法挖角（Tampering）”的帽子。在韩国，单个成员离开公司独立活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鲜有成功的案例。
通常所说的“歌坛”，大多是指经纪公司、管理公司和制作公司相关的团体。所谓的“歌坛反应”或“动向”往往指的就是这些团体的态度。这些团体每当出现争议时，就会联合起来通过媒体引导舆论。与之相对，艺人们往往只能匆忙地进行个体应对。偶像成员唯一的支撑基础就是父母，而粉丝们在出现问题时往往选择回避。再加上偶像成员的年龄越来越小，尽管在保护青少年的层面需要相关组织，但依然处于盲区。公民团体对此类问题也几乎漠不关心。在这种环境下，偶像自杀的案例不断增加。从历史角度看，文化艺术领域的人权实际上是倒退的。
事实上，韩国目前没有一个像“演艺丹成社”那样既能保护艺人权利、为其发声，又能寻求发展空间的最低限度机构。目前只有从产业视角优先代表企业的立场。特别是在国家都在强调文化产业出口的情况下，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近，当编舞家们要求保护著作权时，相关团体只强调经营与产业逻辑，对如何反映编舞家们的诉求几乎无动于衷。
在发达国家，艺人受到劳动者保护，而韩国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不久前NewJeans成员提出了“劳动者属性”诉求，但未被采纳。一提到劳动组合（工会），人们往往会联想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本营，美国的工会文化非常稳固。歌手们也通过加入工会进行活动。他们通过工会保护和主张个人无法争取的权益，并将其贯彻执行。
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SAG-AFTRA（美国演员工会及广播电视艺人联合会）。2024年4月，他们的行动备受关注。他们向华纳音乐集团、索尼音乐等大型唱片公司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并设定AI使用前提，最终达成协议。特别是针对能够轻易复制歌手声音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达成的一致意见引人注目。协议明确规定，若AI复制歌手声音，必须获得歌手同意并提供补偿；同时明确“歌手”和“艺人”等用语必须指代人类。
这些协议之所以重要，不仅是为了单个艺人，更是为了让全世界的民众都能享受到更好的文化艺术。现在是韩国出现能够全面代表艺人人权与权益的团体的时候了。因为演员、歌手、编舞家和偶像成员们正处于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状态，别说人权和权益，甚至连生命都受到威胁。祈愿2025年能诞生一个为艺人服务的综合性组织。
作者金宪植从20多岁起就怀着“在文化中寻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途径”的期待，一直在大众文化现象的森林中漫步或探索。即便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活跃的21世纪，他依然怀揣同样的信念，坚持走在同一条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