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每逢选举季节，总会如期出现一个常客般的竞选承诺，那就是“废除企业管制”。主张认为，必须解除管制，企业才能喘息，经济才能复苏。细想之下，这倒是一件奇怪的事。如果管制真的如此过分，大韩民国又怎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全球前十的经济大国呢？一个同时经历了高速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国家，其管制真的仅仅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过于苛刻”吗？
许多人将韩国定性为“管制共和国”。然而，韩国的整体企业环境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或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中，始终保持在前列。行政效率、创业便利性以及电子政务水平都非常高。当然，在劳动力市场、行业准入许可、财阀治理结构等部分核心领域，管制严格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情况是有其必然理由的。
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是1997年IMF金融危机后形成的关于就业稳定的社会共识的结果。在大规模失业之后，“保护正式员工”成为首要价值，导致解雇条件变得苛刻，这进而引发了青年就业萎缩和非正式员工泛滥。这种管制与其说是一项单纯的制度，不如说是为了应对社会动荡而筑起的防线。
行业许可管制一直是医疗、金融、教育等公共性较强产业的最低安全网。然而，管制过程中的不透明性以及变质为保护利益集团的手段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官商勾结”、“贩卖执照”的批评声此起彼伏的原因。
财阀管制是试图消除高增长时期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所带来的不公平现象。针对通过循环出资、内部交易维持支配权的结构，公民社会和中小企业界提出了公平竞争的要求，随之形成了《公平交易法》和各种监督体系。简而言之，它们并非旨在抑制企业，而是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工具在运行。
由此可见，韩国的管制在多数领域并非过分，而是在历史与社会语境下形成的“选择性管制”。问题的核心在于，它是否能随时代变迁和产业结构调整而进行适当调整。
部分总统候选人强调的“废除管制”虽然是能够吸引选民的简单且鲜明的口号，但现实远非如此简单。产业是在信任与秩序之上成长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可预测、公平且反映技术与社会趋势的管制创新。废除管制并非万能的答案。我们应该前进的方向，是将管制设计转换为适应时代的模式。
反之，越是新兴产业，越需要精细的管制。金融科技、生物技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技术进步飞快的领域，如果没有关于该技术如何与社会融合的标准和准则，反而会摧毁社会对该产业的信任。一旦信任破产，资本、人才和消费者都会随之流失。管制的角色不是阻止产业增长，而是通过夯实基础，确保增长能够健康地持续下去。
对企业而言，重要的也不是废除管制，而是“可预测的”管制环境。要求减少不合理的管制，与否定管制本身是两码事。即便存在管制，只要它透明、一致，并能随时代潮流变化，企业就愿意在其中竞争。反倒是完全没有管制，或者管制变更缺乏一致性的市场，才会让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因此，我们前进的方向不应该是消除管制，而是重构管制。且必须是结合时代变迁、考量产业特性与社会信任的系统性创新。管制的目的不是抑制而是调节，与其说是控制，不如说是提供方向。
“废除管制”作为当下的政治口号或许有效，但若无视其背后隐藏的社会语境与历史经验，一味主张一刀切地废除所有管制，最终只会导致产业的信任根基崩塌。
管制并非产业的敌人，而是健康且可持续培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核心不在于废除，而在于设计；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