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明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定为时薪10320韩元。这比今年上调了2.9%，即290韩元。折合月薪约为215万6880韩元。政府认为劳资双方时隔17年达成一致具有重大意义，但事实却是“一半的妥协”。韩国劳总表示赞同，而民劳总表示反对，经营界也对上调幅度表示了强烈不满。事实上，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案从来都不存在。比这更本质的问题在于：
“我们是一个仅靠最低工资就能独自生活的国家吗？”
现实答案依然接近“不是”。以现在的最低工资，别说是首尔，即便是在地方小城市也很难维持独立生活。以首尔为例，单间公寓押金500万韩元，月租50万韩元，加上餐费30万韩元、交通费15万韩元、通讯费和公用事业费约17万韩元，每月至少需要112万韩元。如果再加上医疗费、服装费和应急储备金，每月至少需要150万韩元以上。
然而，在月换算的最低工资215万韩元中，扣除四大保险费和税金后，实际到手金额仅为190万韩元左右。以这个金额维持独立生活在现实中非常困难。即便在地方情况也好不到哪去。釜山或光州这样的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而中小型城市的工作岗位往往也就停留在最低工资水平。也就是说，辛勤工作每周40小时却还要担心“生存”的社会结构，与人们自诩的“发达国家”形象并不相符。
韩国在经济规模上确实位列全球前十，是OECD成员国，拥有世界级企业和文化内容产业。人均GDP也超过了3万5000美元。仅从数据上看，满足了“发达国家”的条件。然而，真正的发达国家不应仅仅是“大家过得好的国家”，而应该是“没有人被遗弃的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应均匀分布在全社会，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应有尊严地生活。
那么，韩国的最低工资在国际横向对比中很低吗？如果只看绝对金额，处于中上游水平。韩国时薪10320韩元，高于日本（961日元，约合8200韩元）和美国联邦标准（7.25美元，约合9900韩元），低于法国（11.65欧元）、德国（12欧元）和英国（11.44英镑）。但如果看“最低工资占中位数工资的比例”，情况就不同了。韩国约为52%，大部分低于OECD平均水平（55%~58%）。
此外，实际购买力的差距很大。欧洲主要国家的最低工资劳动者除了基本工资外，还可以通过住房补贴、交通费减免、医疗补贴等多样化的社会性福利来提高生活质量。相反，在韩国，最低工资实际上就是全部的“生存工资”。公共租赁住房储备率仅为OECD平均水平的一半，且住房补贴或生计补助的申领资格条件苛刻、行政门槛高，实际受惠率并不高。
当然，经营界所主张的负担论也有其合理之处。人工成本上涨确实给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带来了实质性的成本压力。无法忽视上调后的最低工资可能导致就业缩减或工作时间减少的情况。特别是对于新冠疫情后经营状况恶化的个体工商户而言，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单纯要求提高工资，这种结构是不平衡的。
因此，单纯提高最低工资并非根本解决方案。我们应该学习的是“最低工资+福利”构成的实际生活工资概念，即“社会工资（social wage）”。法国通过租赁住房补助、家庭补贴和交通费支持来弥补低工资的局限，德国则通过基本生活保障制度（Bürgergeld）提供住房和生活费支持。北欧国家虽然没有法定最低工资，但通过强大的工会谈判和公共福利保护劳动者的生活。
现在的韩国处于“最低工资=生存线”的结构中。由于缺乏社会工资的概念，导致工资上调变成了生存斗争，劳资双方陷入无休止的矛盾之中。为了减少矛盾并提高可持续性，必须从最低工资的决定方式开始重构。不应是每年如政争般反复的谈判结构，而需要引入反映物价上涨率、生产率、中位数工资等指标的自动调整公式或中长期指导方针。
同时，必须加强对个体户和中小企业的支持。通过社会保险费补贴、税收减免、经营咨询等实质性政策工具来分担负担。缩小正式工与非正式工、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应成为配套政策。
难道我们不应该建立一个“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有尊严地生活”的国家吗？无论那个人是便利店兼职生、护工、外卖员还是保洁员，都不重要。在他们勤恳工作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后，能够独自生活并维持尊严，这就是国家制度设计的核心，是发达国家的风范，也是国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