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我首先得向Coupang道个歉。我不该写那篇专栏（相关报道：[桌面专栏] Coupang 3370万条个人信息泄露事故“并非大事”）。当时我写了“并非大事”，还写了“最终会悄无声息地过去”。那篇文章的结果可能反而让Coupang放了心。他们或许因此认为这是一个可控的事故，只要坚持一下就能度过难关。虽然不知道那篇文章在Coupang内部哪里被分享过，但如果拥有决策权的人哪怕产生了一点这种想法，我也很难推卸专栏的责任。
当然，一篇小小的专栏并不会左右像Coupang这样大企业的危机应对策略。我只是误以为自己太了解韩国社会消费个人信息泄露事故的方式了。事故很大，应对平庸，舆论很快就会冷却。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所以我以为这次也会一样。
个人信息泄露本身确实依然不算什么大事。虽然3370万条这个数字很大，但数字大并不意味着事情一定会变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事故，而在于善后。现在，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在大众和消费者的脑海中已经变得模糊。取而代之填补这一空白的，是自诩为全球企业CEO金范锡的“傲慢”。
按照通用的危机管理手册，金议长本应出席国会，诚恳地低头道歉。无论是否出于真心，低头并反复表示歉意，这才是大企业给消费者提供宽恕名分的“典型场景”。国会不是审判的法院，而是国民视线所及、想要确认责任人态度的场所。那些比Coupang更庞大的大企业掌门人之所以坚持低头，都是有原因的。
美籍金范锡议长太小看韩国社会了。从这一点开始，事态的性质发生了180度转变。现在韩国消费者留下的情感，不再是因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安感”，而是对Coupang这家企业的“不悦”。确切地说，是对Coupang究竟有多么轻视韩国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制度，乃至韩国消费者感到不悦。
金议长以全球业务为借口拒绝出席国会。然而，Coupang 90%的销售额来自韩国。物流中心、劳动者以及受害的消费者都在韩国。这家没有韩国市场就无法生存的企业，却在需要承担责任的场合，突然戴上了“全球企业”的面具。赚钱时是韩国企业，担责时就是全球企业，这种所谓的“选择性全球主义”在韩国人看来只是欺骗。甚至派出一名韩语生疏的外国高管作为替身，更是最差劲的一手。
国会是一个将这种精心计算的规避视为最大侮辱的空间。目前展开的连番攻势，与其说是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愤怒，不如说是被一家企业所轻视的情绪反弹。连限制入境都被提及的过度应对，也正是这种情感宣泄的延伸。
金范锡议长的这种自信究竟从何而来？答案在于Coupang在韩国市场的垄断地位。消费者在使用Coupang时心里并不好受。因为他们深知，由于没有兼具次日达和价格竞争力的替代品，即便有不满，最终也只能再次打开Coupang应用。这种确信使金议长产生了“就算我不出来，不解释，消费者也不会离开”的错觉。
垄断总是迎来相同的结局。当市场的牵制失效时，政治最终会挥刀相向。这正是现在国会朝野政治人物异口同声的原因。大家共享着一种“平台恐惧”，即Coupang这一平台变得太庞大，同时也变得不可替代。既然“现在必须收拾”的政治共识已经形成，Coupang很有可能付出前所未有的惨重代价。
最重要的是，Coupang和金范锡议长无视了韩国社会要求的最低礼仪。在市场上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企业，最终被政治和大众的审判所惩处的案例不胜枚举。这不仅是对Coupang，也是对所有垄断平台发出的强烈警告。在韩国赚钱却小看韩国的代价，永远比想象中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