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春节连假期间，电影院迎来了一波短暂的活跃。特别是韩国电影的亮眼表现更令人欣喜。从电影《王与活着的男人》突破盈亏平衡点并超过300万观影人次，以及电影《Humint》迅速达到100万观众的情况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然而，这种现象能否持续尚不可知。此次春节连假期间，外语片方面缺乏强劲的竞争对手，加上连假相对较短，前往电影院的人数较多，但总体上仍未能达到新冠疫情爆发前观众人数的70%。在这种情况下，“窗口期（Holdback）”制度被视为解决电影产业危机的替代方案。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正在推动对自身资助的电影强制执行窗口期制度。国会也已提交了多项相关法案。
“窗口期（Hold Back）”是指推迟一部电影向其他收益渠道或平台分发的时间。即延缓电影从影院下线后向在线视频服务（OTT）或IPTV转移的时间。在已提交的法案中，将窗口期规定为6个月。原本电影的发行流程是影院之后依次为IPTV（VOD按部付费，即TVOD）、付费有线电视、普通有线电视、地面波电视。但随着在线视频服务（OTT）在新冠疫情期间扩大影响力，电影直接从影院转向OTT的案例不断涌现。此外，Netflix等全球视频平台由于其全球影响力，使得这一现象更加严重。由于观众减少导致影院收益缩水，直接转向Netflix的案例激增，导致收益结构恶化，制作预算缩减，形成了恶性循环。
那么窗口期的优点是什么呢？如果延长电影在影院的放映期，观众可以接触到更多样化的作品。对于独立艺术电影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包含在电影票价中的3%电影发展基金增加，可以支持更多电影的制作。不过，电影制作主体对此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创作者自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尽可能多的电影院与观众见面。
电影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多厅影院的放映收益由电影院和电影公司（投资发行商与制作公司）五五分成。若实施窗口期制度，则会强化对影院的依赖结构。因为此时影院收益将占60~70%，其他附加版权收益占30~40%左右。然而，窗口期对电影院来说并非完全受欢迎。因为这意味着即使是不受欢迎的作品也必须继续放映。考虑到销售额，将银幕资源分配给热门电影显然更划算。
制作、投资和发行行业则完全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这反而是阻碍电影产业发展的绊脚石。他们认为这侵犯了为提高销售额和收益而自由经营的权利。此外，附加版权市场环境正急剧变化的现实也是一个考量因素。还有观点认为，每部电影的合同和谈判情况各不相同，很难统一实施。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院线上映的同时就在线上发布的作品，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设立窗口期。他们主张，对于原本就不利于影院放映的中低预算作品，追求收益多元化会更好。
也有人提出了修正方案。例如将窗口期缩短至3~4个月，或根据媒体、类型、电影规模采取不同的适用标准。法国通常适用4个月的窗口期，根据情况可设为3个月，但对全球视频平台则适用更长的期限。例如对Netflix适用15个月，亚马逊Prime为17个月，迪士尼为9个月等。这些措施的核心都在于国内电影院或线上平台。
这里最重要的是观众的立场。有必要关注观众为何不去电影院。近期“参与连带（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调查结果显示，观众不去影院是因为票价太贵，宁愿等待电影在OTT或IPTV上公开。认为票价太贵的比例高达95.6%。67.7%的受访者表示因为票价太贵减少了观影，66.9%的人表示曾因此等待线上平台发布。考虑到院线票价（以周末2D普通厅为准）为1.5万韩元，而OTT价格仅在6500韩元（Watcha基础套餐）至1.35万韩元（Netflix标准套餐）之间，这不难理解。如果不是非要在电影院看的电影，观众自然会更期待价格低廉、选择多样的OTT。因此，他们找不到去电影院的理由。
事实上，让观众觉得票价昂贵的原因之一是电信公司的折扣。如果使用电信公司折扣，9000~1.1万韩元就能看电影。实际上多项调查显示，民众认为合理的电影票价是9000至1万韩元。事实上，电影院提供给电信公司的电影票价仅为7000韩元。这与普通票价在疫情期间上调了50%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折扣也被夸大了。平日1.4万韩元、周末1.5万韩元的票，提供给电信公司的价格是7000韩元。观众以9000~1.1万韩元的价格购买，却产生了一种仿佛只花了5000~6000韩元的错觉。最终形成了由普通观众来承担电信公司折扣成本的结构。
普通观众因票价上涨而减少观影，而获得电信公司折扣的观众则更频繁地光顾，导致电影产业收益减少、投资环境恶化，自然无法制作出观众想要的作品，陷入了恶性循环。因此，降低票价不仅对提升观众利益有利，还能增加前往影院的观众人数。即使将平日约1.4万韩元的票价降低至1.1万~1.2万韩元左右也是好的。
放映系统的结构改革也不容忽视。将多厅影院的危机等同于韩国电影的危机是不正常的。在多厅影院三巨头占据98%以上银幕的结构下，电影票价的折扣空间十分有限。因此需要扩大公共电影院。例如位于首尔城北区的阿里郎电影中心，普通票价仅为7000韩元，团体为5000韩元，早场票仅需4000韩元。周末价格相同，且没有广告。
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是因为它由获得城北区政府支持的城北文化财团运营。这里不仅能像多厅影院一样接触到独立艺术电影，还能看到各类商业电影。由于能以低廉的价格舒适地观看上映电影，城北区居民甚至更愿意来这里而不是使用在线视频平台。
总之，若要使窗口期制度成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票价，以便普通大众能够接受，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应增设公共电影院。在地方选举中，这些议题也需要成为公共讨论的对象。
笔者金宪植（音译）从20多岁起就怀着“在文化中寻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之路”的期待，一直在大众文化现象的丛林中穿梭。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大显身手的21世纪，他依然怀着同样的信念，坚持走着同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