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伊朗引发的中东风险再次击中了德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据路透社26日（当地时间）援引德国宏观经济研究所（IMK）的报告称，如果伊朗引发的中东冲突长期化，今年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此前预测的1.2%降至0.2%。这相当于发出了“零增长”的警告。IMK所长塞巴斯蒂安·杜连（Sebastian Dullien）表示：“此次战争将加剧德国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的风险”，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对于制造业强国德国而言，去工业化无异于“死亡宣告”。
每当能源价格波动，德国制造业都会承受压力。这再次印证了曾经被称为“欧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Europe）”的产业结构在外部冲击面前是多么脆弱。随着“仅靠传统制造业结构已无法再抵御这种不确定性”的判断日益广泛，德国正在从国家战略层面转变其根本的应对方式。德国提出的突破口之一，正是初创企业。
投资引进目标扩大至2倍以上
根据本月19日公开的德国联邦议会资料，德国政府正在推动将WIN（Wachstums- und Innovationskapital，增长与创新资本）倡议的规模扩大至250亿欧元（约合44万亿韩元）。这是继2024年9月公布120亿欧元目标后，约一年半时间内规模翻了超过两倍。
WIN倡议是德国政府与主要企业、金融机构共同发起的项目。其核心重点在于为初创企业从创意阶段扩展到实际产业的“规模化（Scale-up）”阶段提供所需资本。
德国面临的问题并非技术，而是资本的流动。虽然在研究和初期创业阶段具有竞争力，但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由于无法筹集大规模资金，许多初创企业被迫迁往海外或停止增长。实际上，去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约26%的德国初创企业因资金匮乏正在考虑迁往海外。此外，据法国央行报告显示，2014年至2023年欧盟的VC投资额为890亿欧元（154万亿韩元），而美国则超过1万亿欧元（1738万亿韩元）。欧洲正以不到美国十分之一的资本在进行竞争。
WIN正是为了跨越这道高门槛而设计的装置。该结构旨在让政府不再直接向初创企业投资，而是向风险投资（VC）和成长基金提供资金，从而吸引此前对初创企业投资持保守态度的养老金和保险金等民间资本进入市场。其目的在于以公共资金为引导，吸引民间资本，并将初创企业投资市场制度化为一种资产类别。
如果制度不足，政府将直接购买
与此同时，德国在战略上重要的技术领域，也并行采用直接“押注”特定初创企业的方式。
典型案例是Black Semiconductor。德国政府及地方政府于2024年6月决定向该公司提供约2.287亿欧元的补贴。如果加上民间投资，总规模超过2.5亿欧元（约合4400亿韩元）。
Black Semiconductor正在开发超越传统硅半导体局限的基于石墨烯的光通信芯片技术。由于能同时改善数据传输速度和能源效率，该技术被评价为将对汽车、工业、AI基础设施全领域产生影响的核心技术。该公司于今年3月收购了荷兰石墨烯企业Applied Nanolayers，正加快技术获取速度。
德国政府这种异乎寻常的支持，其背景是希望通过国家直接干预初期技术企业的成长路径，从而确保产业主权。这是因为在半导体等核心零部件对美国和亚洲依赖度较高的情况下，若连下一代技术的主导权也丧失，产业竞争力本身可能会动摇。
大企业建立“生存型联盟”，AI初创企业以“实用”回应
受WIN的影响，大企业与初创企业之间的合作结构也在迅速重组。运营Lidl的Schwarz集团与汽车、工业技术企业博世（Bosch）向德国AI初创企业Aleph Alpha进行了大规模投资，构建了工业AI合作体系。其战略是不依赖美国或中国的云端处理生产、物流、客户数据等核心产业数据，而是要在欧洲内部进行处理。
Aleph Alpha此后的动向又发生了一次转变。该公司随后从通用大型语言模型（LLM）的开发竞争中退后一步，完全转型为企业及政府客户专用的AI运营平台。创始人解释说：“世界变了。仅靠一个欧洲产的LLM是无法支撑商业模式的。”
这一选择象征性地展现了德国AI生态系统整体的方向。柏林初创企业Parloa就是证明。Parloa在今年1月的D轮融资中筹集了高达3.5亿美元（约合5300亿韩元）的资金。这不仅是7个月前C轮融资规模的5倍以上，公司估值也瞬间提升了近3倍，达到约30亿美元（约合4.4万亿韩元）。无论在资金筹措的规模还是速度上，这都是德国初创企业史上罕见的纪录。这是其作为呼叫中心AI代理，通过彻底深耕B2B产业的服务，赢得了安联（Allianz）、SAP、Booking.com等主要企业客户的结果。
现在民间资本开始布局
如果说政府主导的WIN是以制度形式吸引民间资本的结构，那么现在民间资本已经开始自行筹划投资布局。
从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投资部门剥离出来的DTCP宣布，今年1月推出了规模为5亿欧元（8700亿韩元）的国防专用VC基金“Project Liberty”，并已获得3亿欧元（5218亿韩元）的投资承诺。这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国防专用民间VC基金。
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方向转变。原本是企业用软件初创企业投资公司的DTCP，将投资领域扩展到了国防。这明确展示了随着安全风险的增加，资本流向何处。
这一变化不仅仅是投资多元化，更是市场主导权的转移。起初是政府通过WIN将民间资本吸引到初创企业市场，而现在则是民间资本自行扩展投资领域，引领市场。这表明，这已超越了政府“支持”初创企业的结构，而是重组为了初创企业、大企业、民间资本和国家相互需要的系统。
与德国相似的韩国，仅靠“材零配”是不够的
韩国和德国的产业结构非常相似。两国制造业都是GDP的支柱，大企业与合作公司的生态系统非常稳固。将初创企业视为“游离于产业生态系统主流之外的存在”这一点也相同。
然而当危机来临时，德国将问题本身从“如何培养初创企业”改为“国家和大企业如何与初创企业共生”。
韩国也不是没有类似培养“材料、零部件、装备（材零配）”初创企业的尝试。半导体、电池、国防都是韩国已有强项的领域，大企业供应链中也确实存在初创企业可以填补的核心缝隙。但不少项目依然没能跳出“培养初创企业成为供货商”的下包结构框架。与其说是缺乏制度，不如说是框架的问题。
德国之所以在危机面前将初创企业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并非因为修改了法律，而是出于紧迫感。正如Black Semiconductor与其在TSMC、英特尔相同的领域竞争，不如挖掘芯片间光通信这一全新层面一样，韩国初创企业也可以成为三星、SK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一环。最终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我们目前还没有那种紧迫感。
作者李正宇（Lee Jung-woo）作为媒体记者工作了17年，涵盖汽车、二次电池、重工业等主要产业，以及国防、外交、环境、教育、保健福利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在现场报道了以移动出行及能源转型和可持续性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变化。目前居住在德国柏林，担任初创企业加速器“123 Factory”的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