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据了解，电影《希望》虽以15年前在欧洲经历的陌生感作为基础，但正式策划始于10年前。所谓10年前，正是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当时韩国电影的环境对于《希望》这类电影的诞生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疫情前，韩国电影界正处于全盛时期。观影人数连续突破2亿人次大关。不仅是电影《釜山行》（2016）、《出租车司机》（2017），连2019年动员1626万观众的《极限职业》等电影每年都能突破千万观影人次，市场占有率也领先于海外电影。商业电影的投资回报率几乎达到9%，国际地位也处于巅峰，奉俊昊导演的电影《寄生虫》更是斩获了金棕榈奖和奥斯卡奖。
或许正是受这种氛围影响，作品规模不断向大制作靠拢。40部纯制作费在30亿韩元以上的商业电影，平均制作费达到了103.4亿韩元。加之电影《鸣梁海战》此前动员了1700万观众，创下了国内外电影综合票房第一的纪录，市场气氛十分鼓舞人心。
《鸣梁海战》的制作费约为200亿韩元，但录得1350亿韩元的销售额，投资回报率超过了2倍。金汉珉导演的“李舜臣三部曲”正是源于韩国电影界的这种自信。该系列原计划作为李舜臣三大海战三部曲进行策划，随着第一部《鸣梁海战》的票房成功，第二部《闲山》投入了1.5倍的制作费，打造成了310亿韩元的大制作。然而疫情后的情况却导致了远不如前作的结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崔东勋导演的《外星+人》正在制作中。虽说确实是大制作电影，但结构与以往不同，分为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部投入340亿，第二部投入370亿，总制作费高达700亿韩元，如果算上宣发费用，投资额相当于800亿韩元。换句话说，就是用800亿韩元的制作费拍了一部电影，然后将其拆分为两部。当然，1、2部是同期拍摄的，2部的后期制作是在1部上映后完成的。然而，1部的票房表现远低于预期。
这其实在情理之中，虽然策划制作是在新冠疫情之前，但院线上映时已经是疫情创伤尚未愈合的2022年7月。由于第一部票房受挫，第二部注定会延迟。当时损益平衡点约为730万观影人次，但累计观影人数仅为154万。2024年上映的第二部同样需要动员700万以上观众，但累计观影人次仅为140万。这意味着即便看过第一部的观众也没有全部去看第二部。如果第一部引人入胜，第二部理应吸引更多观众，结果却适得其反。即便到了2024年新冠疫情转为地方性流行（Endemic）时期，结果依然惨淡。
除了内容本身的原因外，媒介消费环境的变化也是失败因素。从内容本身来看，虽然结合了外星人概念，但比起科幻片（SF），它更接近于穿梭于现代与传统社会的融合奇幻片。特别是将外星人定义为“妖怪”角色似乎更为贴切。这就像《权力的游戏》不是科幻片一样。策划当时，以K-Pop为首的“世界观”设定曾显得十分新颖，但到了2024年上映时，这一潮流早已过去。由于没有采用观众熟悉的演员，而是尝试了全新的设定和角色，在票房上存在不利因素。
从外部因素来看，首先，在地方性流行后，电影院不再是潮流聚集地。过去，在综合影院（Multiplex）与家人共度时光可能很时髦，但经历了传染病疫情后，人们迎来了决定性的转变契机。早已内化的屏幕垄断、多样性消失、票价与OTT（流媒体）消费、休闲文化变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集中爆发了。
电影《希望》虽然是在韩国电影繁荣的氛围中被策划为综合影院型大片，但却是在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影院萎缩氛围中制作完成的。或许正因如此，它与上述作品有所不同。虽然像李舜臣三部曲一样进行了分段策划，但并非像《外星+人》那样预先规划好1、2部并同期拍摄。该片采取的是根据第一部的票房结果再决定是否制作第二部的方式，这依然可以说是非常冒险的。电影《外星+人》或许本更适合电视剧体裁，因为其世界观和内容格式对电影版块来说过于沉重。尝试10集左右的季播剧模式或许会更好。
相比之下，电影《希望》因其剧情非常简洁，看起来更符合电影格式。某种怪物突然出现在村庄里，为了击退这种怪物，村民们不分彼此地挺身而出。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村民们是否能齐心协力应对尚不可知。或许它展现的是我们所丢失的过去那种共同体感性。
正因如此，即使是非军事区内的一个虚拟村庄，其时代背景也让人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正如“灭共”一词在村庄各处可见，这似乎反映了威权时代那种更加团结和凝聚的组织文化。然而，电影并没有停留在过去，因为它融合了多元文化主义。那些被视为入侵者的外星人，后来发现其实有其缘由。如果他们能找到希望并解决问题，对于村民来说也会成为希望。
如果在第二部中能够妥善构建故事线，那么某个人的希望或许能成为另一个人的希望。戛纳电影节将该作品列入了竞赛单元候选名单。要知道，这还是一部尚未完结的作品。如果第二部完结时，戛纳电影节再次邀请该作品，届时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这完全取决于韩国观众的手中。
大众的选择也是如此。罗泓轸导演在采访中表示，对于续集确实不知道会怎样，这既是一种高明的战略，也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由观众自己决定故事是否持续的时代。新冠疫情前那种大片模式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归根结底取决于观众的口碑与选择。
作者金宪植从20多岁起就怀着“在文化中存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道路”的期待，一直徘徊或探索在大众文化现象的森林之中。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活跃的21世纪，他依然怀着同样的信念走在这一条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