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近期，多家妇产科医院接连关门或停止分娩服务。继去年9月光州广域市的文化女性医院之后，城南市郭女性医院、庆尚南道昌原市艺仁女性医院等当地老牌医院也相继做出此类决定，令社会各界感到错愕。尽管政府去年着手改善了分娩费标准，但舆论批评此举并未取得明显效果。
可进行分娩的医院数量，10年间减少了一半以上
本月1日，一直承担着首尔西北部地区产妇分娩任务的J女性医院停止了分娩诊疗。该医院于2015年开业，通过运营分娩室和产后调理院，实现了“365天24小时”随时分娩。然而，受孕妇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医院经营陷入困境，目前包括分娩室在内的内科和儿科诊疗均已结束。12日记者走访时，医院1楼电梯旁贴着通知：“除分娩外，初期、中期的孕妇诊疗及妇产科门诊照常运营。”
去年9月，光州广域市最大的妇产科——文化女性医院宣布倒闭。该医院于2006年开业，其官网发布公告称：“因分娩人数持续下降，准备停业。”曾位居全国分娩量第一的城南市郭女性医院和庆尚南道昌原市的艺仁女性医院，也于今年决定停业。这些医院均表示经营困难是主要原因。
J女性医院相关人士表示：“两年前就开始考虑是否要停止分娩服务。具体数据很难透露，但孕妇人数确实出现了大幅下降，经营压力很大。如果情况好转或许会恢复诊疗，但这是院长在坚持了很久后做出的慎重决定，目前没有重启分娩服务的计划。”据悉，该医院去年曾举办产后分享活动等，努力克服产妇减少的问题。
能够进行分娩的医院数量正在持续减少。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全国提供分娩服务的妇产科为463家，较2013年的706家减少了243家（34.4%）。诊所级别的减少趋势更为明显，从2013年的409家降至去年年底的195家。在全国250个市、郡、区中，有72个地区没有妇产科或分娩室。其中，完全没有妇产科的地区有22个（庆北6个、江原5个、全北4个、全南3个、庆南2个、忠北1个、大邱1个），没有分娩室的地区则多达50个。
虽然增设了诊疗费，但妇产科医师协会称“未反映一线心声”
妇产科医生一直要求落实分娩诊疗费的现实化。对此，保健福祉部于去年10月发布了“根据必备医疗支援对策的分娩诊疗费改善方案”。具体内容包括：△除特别市、广域市等大城市以外，向所有地区的医疗机构每例分娩补助55万韩元（地区诊疗费）；△向拥有妇产科专科医生并配备分娩室的医疗机构每例分娩补助55万韩元（安全政策诊疗费）；△对于高龄产妇或伴有并发症的高危分娩，加成比例最高扩大至200%。该方案投入了每年2600亿韩元的医保基金，并于去年12月起施行。
然而，改善措施实施后，诊所级医院停止分娩的案例依然没有减少，这引发了外界对政府未能反映一线实情的质疑。在大韩妇产科医师协会此前的声明中提到：“自去年2月政府发布改善案以来，本协会参与了9个月的意见征询、会议及研讨会，反复强调分娩医疗机构的困境及基础设施崩溃的风险，但最终的改善方案并未采纳本协会的意见。这看起来仅仅是为了让医院‘不至于饿死’而提供的最低限度支持，根本没有倾听现场的声音。”
不可抗力的分娩事故赔偿负担也是阻碍分娩诊疗的因素之一。根据漆谷庆北大学医院妇产科教授成元俊去年发表的《产科医疗诉讼分析》，过去10年间，与分娩事故相关的赔偿诉求金额平均为5亿3800万韩元，最低2300万韩元，最高达51亿9000万韩元。实际赔偿额平均为2亿2900万韩元，与2005年至2010年间7000万韩元的平均赔偿额相比，增加了3.3倍。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7月，法院判决一名负责脑瘫新生儿分娩的妇产科医生需赔偿12亿韩元，引发了巨大争议。
上半年住院医师申请率仅“67.4%”，继去年后再次未达标
正因如此，培养妇产科专科医生也变得困难。保健福祉部去年12月公布的2024年上半年住院医师一年级前期招录结果显示，妇产科计划招收181人，但实际申请人数仅122人（申请率67.4%），未能招满。这比前一年的申请率（71.9%）又下降了4.5个百分点。从人数上看，较去年的133人减少了11人。分地区来看，首都圈申请率为79%，非首都圈仅为45.2%，尚不足一半。
政府近日在医疗改革特别委员会下属的医疗事故安全网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已讨论将目前最高3000万韩元的无过失分娩事故国家赔偿限额，参考实际民事赔偿水平进行上调。这同样也是政府2月份发布的“必备医疗政策包”中的内容。现行补偿标准为：胎儿死亡1500万韩元、新生儿死亡2000万韩元、产妇死亡或新生儿脑瘫3000万韩元。而日本的最高补偿额可达3亿韩元。
大韩分娩医院协会事务总长吴尚润在接受《Business Korea》采访时表示：“医疗纠纷调解法包含了‘不可抗力医疗事故’的概念，这意味着即便医生履行了所有义务，结果也可能不尽如人意。政府应从讨论由谁来承担不可抗力医疗事故的责任开始，改善妇产科医生的司法环境。”他强调：“参考日本，对方是在12年前达成社会共识后才将赔偿额定为‘3亿韩元’的。政府必须意识到，通过与当事人及国民达成社会共识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