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在尹锡悦总统执政的2年零7个月里，商界竞相招聘检察系统出身的人士。分析认为，随着《重大灾害处罚法》、企业领袖风险等应对需求日益增加，加上尹锡悦政府大量任用检察系统出身人员担任政府要职，“检察系统前任官员（专官）”的招聘活动变得异常活跃。从负责企业与金融犯罪调查的特搜部检察官，到尹总统司法研修院的同学，再到检察系统的一把手，这些人纷纷转投三星、韩华000880、KT030200、乐天004990、浦项制铁等大型企业。
在此过程中，针对退休高层公职人员的就业审查并未成为阻碍。截至上月末，检察官及长官级别人员在总计65次审查中，仅有两次被驳回。国税厅、国家情报院、监查院这三大权力机关以及总统秘书室更是处于“通行无阻”的状态。在上述四家机构中，仅在国家情报院确认到一起就业受阻的案例。
65名检察官出身者中63人“通关”，三星、现代、KT、韩华、泰光争相录用
据《Biz Hankook》对政府公职者伦理委员会的退休公职人员就业审查现状（2022年5月至今年11月）进行的分析显示，在退休3年内且符合就业限制规定例外条件而申请就业批准的65名检察官出身者中，有63人通过了审查。若将范围扩大至检察调查官及一般职高层公务员，检察厅出身的112人中，仅有11人被认定为不予批准或受限。通过率超过了90%。法务部检察官及长官级别出身的9人全部获得了就业批准。包含高层公职人员在内，法务部人事为前往就业审查对象机构再就业而进行审查的情况共计31起，其中29起获得了批准。
与文在寅政府执政前半期相比，检察厅出身者试图进入民营企业等就业限制机构的情况增加了63%。在前政府任期开始后的相同期间（2017年5月至2019年11月），共有71名检察厅人事申请再就业审查，其中69人通过。不过，从通过率来看，文在寅政府时期（97%）更高。在法务部方面，就业审查申请数量也多于文在寅政府时期（26起）。
按原则，4级以上的一般公务员等高层公职人员，自退休之日起3年内，不得在与退休前部门或机构业务关联度高的机构就职。但并非没有办法。只要判断与此前担任的公职业务没有密切关联性，即可适用例外规定。必须通过就业审查获得再就业的“许可”。
由于政府机构要职上布满了检察官出身人士，甚至诞生了史上首位检察系统出身的金融监督院长，民营企业对此的关注度也随之上升。带头招聘刚脱下检察官制服的检察厅人士的集团公司包括三星、现代、KT、韩华、浦项制铁、泰光等。
三星SDS在去年3月聘请前检察总长文武一担任社外理事后，又录用了曾带头阻挠“剥夺检察搜查权（检搜完剥）”立法的原大检察厅政策企划科长权尚大担任副社长。KT方面，聘请了曾积极批评“检搜完剥”的前首尔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金厚坤担任合规委员会委员长，并招揽了曾与尹总统共同担任朴槿惠-崔顺实“亲信干政门”特别检察助理的原首尔南部地方检察厅部长检察官李容福担任法务室长。其子公司K-Bank也聘请了检察官出身者担任社外理事。现代集团也通过现代金融、现代绿色食品、现代电梯、HD现代能源解决方案等多家子公司开启了“聘请检察官”模式。
韩华集团在韩华火灾海上保险、韩华解决方案、韩华系统、韩华航空航天、韩华海洋等子公司中，在尹锡悦政府任期前半段录用了最多退休3年内的检察系统出身人员。泰光集团则从今年3月起集中针对兴国火灾海上保险、Tesis、泰光产业等子公司进行招揽。
尹锡悦政府总统秘书室的“高升”队列
在高层公职人员的抢人大战中，不仅检察厅备受青睐。针对权力机关出身者的“前官礼遇”惯例仍在持续，就业审查似乎也未能发挥应有的控制力。
主要权力机关和总统秘书室退休公务员实际上处于“通行无阻”状态。总统秘书室出身的52人全部获批就业。审查申请数量也比前政府前半期（16起）多了3倍以上。国税厅（85起）和监查院（36起）出身的高层公职人员也表现出100%的通过率。根据基本所得党议员柳好贞从人事革新处获取的资料显示，从2020年到今年7月，国税厅和监查院的退休公职人员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可以就业的判定。负责税务调查的国税厅和拥有对政府机构监查权的监查院被称为核心权力机关，是再就业审查名存实亡的代表性机构。
警察厅虽然在检察厅、国家情报院、国税厅等四大权力机关中进行了最多的就业审查（264起），但仅有212起获批，通过率最低，为80%。公平交易委员会出身者在28起中通过了22起，通过率为78%。
针对即便有就业限制原则，只要符合“公共利益”等条件便会进行“批量审批”的制度，批评声此起彼伏。9种例外许可条件，如△国家安全及对外竞争力加强需求 △符合公共利益 △就业审查对象机构有经营改善需求 △具备专业性且影响力行使可能性低等，被评价为过于模糊。获批及许可大多基于“业务无密切关联性”的判断，仅针对前检察总长转投法律事务所或检察厅人士“包揽”特定律所等极少数特殊案例采取被动的限制措施。
法律界相关人士指出：“高层公职人员就业审查中‘找不合格者比找合格者更难’的现象并非一日之寒，在前几届政府中也曾发生过。”他同时补充道：“在检察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的本届政府，对于管理司法风险等检察系统前任官员的需求似乎有所增加。现在是需要重新审视公职伦理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