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通过戒严实行亲卫政变”的那个3日之夜，将成为韩国军队历史上被长久铭记的事件之一。笔者关注的重点并非戒严军精密准备与计划本身，而是戒严失败的原因及其带来的教训。特别是“戒严发布”后，实际接到作战指示的国防防谍司令部（防谍司）和国防情报司令部（情报司）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行动轨迹，这一点值得深思。
在“戒严之夜”，他们究竟有何不同？简单概括来说，防谍司以生命为代价消极怠工，试图规避命令。相反，情报司则执行了实际任务，并一直维持待命状态，仿佛要将那些恐怖的计划付诸实践。
根据目前确认的信息，在戒严事件中，防谍司和情报司被分配了几乎相同的作战区域。目前正在核实的一项爆炸性消息是：防谍司为了逮捕有力政治人物而组织了搜查组，而情报司则计划针对防谍司逮捕的政治人物展开后续军事行动。在果川选举管理委员会，防谍司人员接到了出动命令，情报司人员也同样接到了指令。
然而，两支司令部人员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防谍司逮捕组表现出对上级高压编组指令的抵触，他们在领命后虽然领取了防刺服、伸缩警棍等装备，但实际上只是在首都圈四处徘徊。他们以加油或用餐为借口，在高速公路休息站、收费站、外环道路等地辗转，直到戒严解除，实际上没有执行任何作战任务。
相反，当防谍司人员在附近便利店停留时，情报司人员实际上进入了选举管理委员会大楼并控制了设施，表现出了疑似为黑客攻击做准备的行为。此外，他们在针对无武装平民的作战中甚至携带了手枪进入现场，这与防谍司表现出了迥异的态度。
一边是即便领到了警棍也宁可抗命而不进入选管委的防谍司，另一边是携带手枪控制设施并展开作战的情报司。对于两组织的这种差异，熟悉相关领域的专家们指出，两支司令部过去经历的不同事件是决定性因素。即“机务司解散改组”事件与“情报司黑衣要员情报泄露”事件。
2018年机务司因“戒严文件”等事件引发争议后被改组为军事安全支援司令部（安支司）的过程，给从事防谍工作的军人们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专家们解释称，防谍司人员非常清楚一个现实：一旦背弃政治中立义务，无论多么强大的政治权力都不会保护他们。
也就是说，防谍司法律室公开表现出近乎抗命的反对，这不仅仅是个人意志的问题，而是融入组织文化整体的、关于政治中立的集体信念。这成为了防谍司整体拼死抵制不当命令的基石。
相反，情报司方面有质疑称，他们处于更难坚守“拒绝不当命令”这一军人政治中立原则的境地。尽管部分人认为今年7月发生的情报司令官与旅团长之间的抗命事件导致情报司纪律涣散，但也有观点认为，该事件后情报司内部气氛反而变得更加僵化。分析认为，去年6月被查出的情报司军务员泄露军事机密事件对此产生了巨大影响。
专家们怀疑，情报司军务员的机密泄露事件并非简单的金钱交易，而是与内部权力斗争有关。由此导致的后果是，被称为“黑衣要员”的非公开情报作战人员身份暴露，导致韩国的人力情报网（HUMINT）崩溃，而在这一过程中，现任情报司令文尚浩（音）的内部掌控力反而进一步加强。这正是外界质疑“黑衣要员”名单泄露事件与此次戒严事件密切相关，甚至怀疑为了情报司在戒严时的顺利作战而牺牲了部分情报要员的原因所在。
还有主张称，在HUMINT泄露事件的调查和善后过程中，由于难以查清泄露的真相，且在情报兵科长期服役的前情报旅团长方面未能有效牵制文尚浩司令，最终导致了卢尚元（音）前情报司令扩大影响力并主导戒严的情况发生。
当然，虽然针对此事件需要进行彻底调查，但与将政治中立放在首位并进行近乎抗命式抵制的防谍司不同，情报司方面人员未能正确对抗不当命令，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此外，尽管与前情报旅团长存在内讧和诉讼纠纷，但主导戒严的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在11月的人事调整中依然留任了现任情报司令，这更给上述质疑增添了重量。
未来，不仅要彻底查明该事件，当务之急还在于在正确的国家观基础上运用韩国军队宝贵的情报与防谍资源，并营造出能对不当命令果断说“不”的制度与文化环境。这可以说是为了让军队不再受政治中立性被破坏的困扰，重新成为忠实于本职任务的组织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