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随着韩国主要IT企业工会纷纷采取集体行动，曾经被视为“工会荒地”的板桥地区劳资关系亮起了红灯。Naver035420工会公开反对曾对职场霸凌事件负有管理责任的高管重返经营一线；Kakao035720 Mobility和韩文与计算机（Hancom）030520工会则打出了“首次罢工”牌，要求改善待遇。近期，随着Coupang也构建了涵盖总公司及所有子公司的工会体系，所谓的“NaKaRaKuBae（Naver、Kakao、Line Plus、Coupang、配送的民族）”全员劳资格局已宣告完成。
虽然在激烈的平台竞争中，各企业间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但IT工会基于工作环境和待遇的相似性，共享着类似的诉求。在以灵活性为代表的IT企业文化进入转型期、多数工会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增强组织力和谈判力的动向愈发明显。
转向强硬路线的板桥工会
成立6年来首次举行罢工的Kakao工会于18日暂时中断了分阶段罢工，并重启了与公司的谈判。此前，Kakao工会曾主张Kakao Mobility尽管业绩出色，但在工资及团体协商（薪资协商）中仅提出了低水平的补偿方案，因此于11日进行了2小时的部分罢工，并预告了后续的分阶段罢工。
20日，Kakao工会分会长徐承旭（音）表示：“在宏观层面确认了与资方的方向性，目前正在进行谈判。”虽然原计划于18日进行4小时部分罢工及板桥站集会，并于25日进行全面罢工，但劳资双方已达成共识，开始寻求妥协点。业界预计，若谈判进展顺利，结果最快将于下周出炉。
除因薪资协商破裂而即将进入劳动委员会调解程序的Kakao VX外，Kakao目前已暂时化解了罢工风险，但从整个板桥地区来看，紧张氛围依然存在。
Nexon的开发子公司Neople以及韩文与计算机公司也计划进行旨在改善待遇的罢工。如果计划如期进行，两家公司都将迎来创办以来的首次全面罢工。民主劳总化学纤维食品工会Nexon分会Neople分部于18日在首尔江南区Neople首尔分公司办公楼前举行集会，并宣布：“将于24日和25日在首尔分公司和济州总部举行誓师大会，并进行为期3天的全面罢工。”
Neople的劳资纠纷始于员工对削减绩效奖金的不满。工会主张，去年《地下城与勇士手游》在中国市场表现亮眼，实现了史上最高营收1.3783万亿韩元，但按净利润比例支付的GI（新开发绩效奖金）却降至原有支付额的三分之二。工会计划在全面罢工结束后，从7月开始按部门进行为期1~2周的轮流罢工。
韩文与计算机公司虽然尚未公布具体的罢工日程和方式，但正在坚定首次罢工的决心。工会的争议行为是在对工资涨幅存在分歧（工会主张7.3%，资方主张2%）的情况下扩大的。过去3年的涨幅分别为：2022年6.5%、2023年6.8%、2024年7.2%。根据公示，韩文与计算机去年实现营收3047亿韩元，营业利润404亿韩元，创下史上最高业绩。韩文与计算机工会方面表示：“公司在未与员工沟通的情况下，推行以绩效为中心的人事管理制度，引起了员工的愤怒。我们已获得压倒性的罢工支持。”
不断壮大的IT工会，持续应对“共同课题”
随着Coupang也拥有了整合工会，包括NaKaRaKuBae在内的IT行业整体劳资格局已经形成。不仅新工会接连成立，现有的工会也表现出更加强硬的态势。这不仅是针对个别事宜的矛盾，也是产业结构转型期释放出的复杂信号。
平台业界相关人士表示：“这意味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劳资双方共同思考组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阶段，而不再仅仅是‘成长期初创企业’。”从产业特性来看，过去企业文化以速度和成果为中心，而现在正向以管理和分配为中心的可持续文化转变。
传统制造业经过长期积累形成了稳定的劳资谈判惯例，而IT产业相对而言尚未形成明确的劳资对话基准。有观点指出，此前被自由文化和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矛盾因素正一股脑儿浮出水面，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扩大。世宗大学经营学部教授黄龙锡指出：“与劳资纠纷已成为‘定例化’惯例的其他行业不同，IT产业的劳资问题才刚刚开始，因此未来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对此，也有声音担忧这会削弱产业的灵活性。另一位业界人士表示：“由于技术产业的特性，对市场环境的敏捷应对和快速的经营决策至关重要，因此需要以平衡的方式处理灵活的协商结构。”
在共享相似工作环境和诉求的工会之间，连带行动预计将持续下去。Kakao工会正在为举行反对高管复职抗议的Naver工会提供支援。与Kakao工会一同隶属于化纤食品工会IT委员会的Naver工会，自2021年发生员工因职场霸凌死亡的事件后，一直坚持举行集会，反对曾任首席运营官（COO）并在事件后离职的崔仁赫（音）重返泰克商业部门担任代表。工会计划在7月预告的第3次集会上继续进行连带斗争。
徐承旭分会长解释称：“职场霸凌问题是IT劳动者产生强烈共鸣的事项。我们已提出了针对绩效评估、职场霸凌、企业分拆等IT行业共同问题的共同改善方案，必要时将进行连带应对。”
黄教授指出：“劳资矛盾正从对分配、管理层的各种不满，转向对公平性、治理结构等结构性问题的质疑。企业需要将此视为中长期风险因素，给予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