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2013年5月29日凌晨4点左右，搞笑艺人刘世允前往京畿道一山警察署自首，承认自己酒后驾车。酒精测试结果显示，他的血液酒精浓度已达到吊销驾照的水平（0.118%）。由于刘世允在酒后从新沙站驾车行驶了约3公里，他因违反《道路交通法》被不拘留立案，驾照也被吊销。在经过3个月的自我反省后，他复出出演了tvN的《SNL Korea》。随后，他还参与了tvN新综艺节目《Perfect Singer VS》。
当时，对于他的复出存在反对声音，认为为时过早。然而，到底需要自我反省多久，或者是否应该彻底从演艺圈退出，没有人能说出一个标准。由于这是刑事案件，但他选择了自首并接受了惩罚，因此得以被容忍。如果换作像金浩中那样的酒驾案例，这样的复出恐怕是不可能的。
回归电视节目的标准因电视台而异。KBS、MBC、SBS等地面波电视台将刑事案件立案、拘留、判处缓刑以上实刑者等列为限制出演的对象。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采取建议慎重邀请、临时限制出演、禁止出演等措施。解除出演限制的标准包括获判无罪、表现出明显的改过自新意愿、或在限制后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等。只有在当事人申请或制作部门提出请求时，才会进入审核程序。
tvN等有线频道的规定相对宽松。与面向广大公众的地面波电视台不同，有线电视台主要面向订户制作电视内容。如果不理解这种差异，可能会误认为所有引发争议的人都能复出。但现实情况是，所有频道都暴露在国民面前，以至于无法单独为有线电视制定不同的标准。更何况，Netflix等全球OTT平台甚至根本不受韩国《放送法》的制约。
随着赵震雄和白种元相关案例的出现，关于审视引发争议的名人内容曝光标准的辩论再次兴起。现在是时候制定标准了。因为这不仅仅是当事人的问题，还会给所属经纪公司或团体，以及制作公司、电视台，乃至同事演员和制作组带来打击。更进一步，这甚至会影响股价，导致股东受损，甚至波及因韩流热潮而提升的国家形象。因此，不仅是政府部门，相关机构、文化产业公司以及内容相关从业者都有必要坐下来共同讨论。
特别是为了抢独家新闻而采用的“爆料式”报道，往往弊大于利。由于这类报道而导致极端结果的案例比比皆是。地面波电视等应严格执行运营，但如果完全封堵其他活动也并不妥当。已故演员金赛纶即便已经就酒驾受到了充分的惩罚，但不仅是电视节目，连电影演出和话剧表演也都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无法强行阻止其活动本身，这应交由消费者选择。退出演艺圈与否应根据市场原则来决定。企业当然也会观察消费者动向，自发做出判断和选择。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原则。
最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巨大损害，在报道前需要有一个协调过程。以演员赵震雄为例，媒体报道他曾受少年院保护管束的事实显得过于激进。根据相关法律，这不仅是禁止公开的信息，而且在新作电视剧开播前旧事重提，很难获得大众共鸣。这与单纯提出校园暴力嫌疑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即便是校园暴力嫌疑，现在也不应诉诸媒体爆料，而应通过事前协调来解决。必须明确受害者的目的，并建立能够解决问题的制度。没有受害者的爆料式报道应被界定为通过诋毁行为谋取利益的行径。
个人之间的矛盾也是如此。以演员金赛纶为例，由于缺乏与演员金秀贤确认和协调的手段，导致其诉诸极端渠道进行爆料，使得事态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我们需要能够防止悲剧、引导双方谈判和达成协议的制度或中介机构，且这一过程为了保护形象和品牌应予以保密。如果媒体破坏原则进行报道，应规定该媒体的报道内容不得提供给门户网站等平台。
我认为，这种制度化工作由官民联动的“大众文化交流委员会”来承担会比较合适。需要区分个人争议（取向）、个人冲突（争论）、道德伦理议题、民事议题、刑事法律议题等，进行分阶段应对。必须最大限度地控制仅因提出嫌疑就导致活动中断、权利或合同终止的情况。为此，有必要成立暂定名为“艺人仲裁协调委员会”的机构。
如果该委员会做出停止报道的决定，当事人应当遵守。对于不予配合的媒体，应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特别应关注那些像所属经纪公司等艺人个人当事人缺乏保护机制的案例。仅仅因为名字和面孔被大众所知，就身陷三重处罚和痛苦之中，不仅面临生存权和生命权的剥夺，还会给相关产业的全体从业者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痛苦。现在必须开始采取制度性的努力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损害。
作者金宪植从20岁起就怀着“在文化中寻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之路”的期待，一直在大众文化现象的森林中穿行。即使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大显身手的21世纪，他依然秉持同样的信念走在同一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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