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场所是人类赋予意义的空间。场所感（sense of place）是指在场所中瞬间感受到的情感或兴致。场所精神（spirit of place）则是指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形成或塑造的意义或价值体系。场所性（Placeness）是在这种场所感和场所精神得到社会性扩展与共享时确立的。它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价值赋予，而是基于社会成员之间集体形成的意识。
通常人们认为，人类是通过体验来理解空间并赋予其价值的，但也会通过叙事（storytelling）为特定空间重新赋予意义。这种叙事主要基于与空间相关的历史事实进行再现。历史剧内容就是此类叙事方式之一。最近，电影《与王同行》通过叙事将特定空间打造成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场所。
江原道宁越的清泠浦长期以来被视为悲剧空间，接近于探访死亡与悲伤空间的所谓“黑色旅游”（dark tourism）目的地。确立了文治的世宗之子文宗英年早逝，文宗之子端宗则因叔父首阳大君的野心，在12岁时被驱逐出王位，并在流放后被赐死。考虑到这里是叔父残忍杀害侄子的伦理沦丧犯罪现场，很难让人怀着轻松的心情访问宁越清泠浦。
然而，《与王同行》消除了这种集体认知。首先，它摆脱了将端宗定义为被动、软弱存在的视角。张恒俊导演从“无人敢收殓端宗遗体”这一历史事实出发，推论端宗曾积极筹划过某些事情。这象征着对世祖的抵抗。这是一种合理的想象力。在这种想象力的作用下，宁越清泠浦不再具有被动的悲剧场所性，而是具备了主动且独立自主的场所性。
严兴道这一人物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场所性。他展现了这是一个正义的空间，即一个做了正确、可取之事的地方。因为基于历史记载，这更具说服力。《中宗实录》记载：“严兴道此人前往哭泣，备好棺木埋葬了（端宗）。乡里人们都对此感到哀伤。”《国朝人物考》及其他文献也记载他说过“即使做善事遭遇祸患，也甘愿承受（为善被祸，诚甘乐之）”。《显宗实录》甚至写道：“人们至今仍在称颂严兴道的节义。”
在这种背景下，电影强调了端宗在241年后得以复位的事实。这再次确认了“行正义之事者终将得到认可并获得公正评价”的历史精神。
电影以喜剧展开，最终超越了注定的悲剧，让人看到了希望。历史事实贯穿于电影轻快愉悦的前半部分，留下了悠长的余韵。即使身处现实的无力感中，也让人思考“做我所能做之事”的意义。这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对待宁越时，所感受到的兼具场所感与场所精神的场所性。许多人访问宁越、怀念端宗和严兴道，正是基于这种背景。
许多人访问宁越的消息，又成为了其他人观看电影的动力。电影究竟有何魅力，让人纷纷前往真实的宁越清泠浦？此外，关于场所的评论接龙也形成了一种挑战。电影《首尔之春》上映时有“心跳挑战”这一集体任务，电影《破墓》上映时，人们因好奇地里出来的“崇魂”而加入了观影行列。
电影《与王同行》展现的是场所性及其随之而来的访问参与感。因为这是拥有历史渊源和文献记录的地区空间，所以更加难能可贵。这表明内容消费本身不会随着电影落幕而结束，通过参与和体验，可以成为与地区共生的契机。K文化目前非常缺乏场所性，不仅是特定地区，放眼整个韩国也是如此。通过“K-Drama”等案例，我们已经意识到让人们想来韩国的叙事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与王同行》。
作者金宪植从20多岁起就怀揣着“文化中存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路径”的期待，一直在大众文化现象的森林中漫步或探索。在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机活跃的21世纪，他依然怀着同样的信念走在同一条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