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生物医药行业并非没有资金。政府为了将新药研发培育为国家战略产业，正在投入巨额的R&D（研发）预算，包括VC（风险投资）在内的民间资本也正在向有前景的生物医药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近期，国民增长基金等大型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开始向生物医药领域注入资金。
尽管如此，处于候选物质挖掘、非临床及临床初期阶段的生物医药企业却发出“没钱”的呼声。因为在拿出临床数据或与全球制药巨头签署技术出口协议等可视化成果之前，这些成果反而成了投资的必要条件。
韩国新药开发研究所（KDRA）常务理事赵宪济在上月26日召开的“CPHI/HI Korea 2026生物健康政策论坛”上吐露道：“虽然国家层面称生物医药领域资金过剩，但现场真正能用上的资金却并没有。”他补充说：“如果深入到创投初创企业领域，目前几乎处于濒临枯竭的状态。”
VC投资中半数流向后期阶段…初期仅占20%
从实际的资金流向来看，初期企业感受到的“投资寒冬”更为鲜明。据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STEPI）统计，以2024年为准，创投企业各生命周期的VC投资额分别为：初期阶段约1万亿韩元，中期1.5万亿韩元，后期2.9万亿韩元。在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为初期20%、中期30.3%、后期50.2%。整个VC投资金额中，有一半流向了后期企业，而初期企业的份额仅为五分之一。
与投资繁荣期相比，初期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也大幅萎缩。韩国未上市生物医药及医疗保健企业的种子轮投资额从2021年的439亿韩元减少至2024年的168亿韩元，降幅约62%；投资案例数也从同期的103件减少至63件。
A轮融资总额也从2021年的8632亿韩元减少至2024年的4012亿韩元，降幅超过一半。相比之下，2024年B轮融资总额为5158亿韩元。虽然企业根据成长阶段所需资金规模不同，不能简单地对比投资金额，但资本重心正在向拥有具体技术和经营成果的企业转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政府的R&D资金投入也相对倾向于后期阶段。2024年政府R&D投入额中，初期阶段为5.6万亿韩元（27.6%），中期5.1万亿韩元（25.9%），后期9.3万亿韩元（46.5%）。
STEPI高级研究委员孙秀静分析称：“政府的R&D生命周期与民间VC的投资生命周期之间存在着成果无法顺畅过渡至创投企业和民间资本的‘缺口基金（Gap Fund）盲区’。”她指出：“随着实验室的技术风险与资本市场的避险心理叠加，在技术商业化的核心转换区间，资金断层现象正在加剧。”
韩国生物协会副会长李胜奎在今年5月举行的“文正生物CEO论坛”上也指出：“无论政府推出多少政策和蓝图，如果产业界感受不到，就毫无意义。”他强调：“必须让面临投资空白期的企业（如处于B轮融资阶段的企业）获得实质性的资金支持。”
从论文·专利到“可投资新药”的距离
生物医药领域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资金空白，是因为实验室技术要成长为实际可投资的新药资产，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额的费用。
实验室通过论文、专利和研究数据来确认候选物质的潜力。但是，要被市场评价为“可投资资产”，还必须具备明确的适应症、知识产权（IP）战略、非临床及临床数据、监管及市场准入策略等。在这期间，横亘着中间研究、非临床、临床1·2·3期等漫长的开发过程。
孙委员解释说：“实验室的科学发现或专利并不直接等同于可投资的新药资产，关键在于通过具备明确的临床数据和监管策略来降低风险的过程。”
从验证候选物质的功效与毒性、确定适应症，到构建制造工艺、生产临床试验用医药品、准备监管机构提交资料，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资金。然而，在这一阶段，由于尚未在人体上确认功效，很难保证其成功可能性。
此外，新药研发所需的时间与资本回收的时间存在本质上的错位。孙委员解释称：“技术成熟所需的时间、资本能等待的时间、监管机构理解并赋予技术信任的时间、以及市场采纳的时间，这些时间节点差异巨大，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这种差异非常严重。”
实际上，STEPI将技术成熟、资本回收、监管机构信任形成、市场采纳所需时间的不匹配，指为生物医药技术商业化的主要“时间差”问题。
技术进入市场至少需要10年，长则需要数十年。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从首次发现机制到批准上市花费了30多年，mRNA疫苗平台也经历了漫长的基础研究才转化为实际产品。相比之下，包括VC在内的民间资本通常需要在平均7年左右的基金到期内收回投资。
成本负担也不容小觑。孙委员表示：“以排名前20的生物制药公司为准，将临床费用和失败项目的费用加在一起，一个资产从发现到上市需要约26.7亿美元（约3.5714万亿韩元），这意味着一款新药上市需要投入约3万亿至4万亿韩元的资源。”
“技术出口才给投资”消失的中间阶梯
初中期生物医药企业在投资现场感受到的现实更为迫切。CytoImmune Therapeutics（音译：赛伦治疗）代表尹相顺在上月25日举行的CPHI/HI Korea 2026会议小组讨论中指出：“按照投资阶段，A轮本来是为顺利进行非临床或极早期研究而输血的阶段，但最近国内VC却提出必须先拿出全球大药企技术出口合同等可视化成果才肯投资，这种要求完全是本末倒置。”
对于VC而言，生物医药投资确实不易。投资后很难预测IPO或技术出口的时机，如果后续融资失败，原有的投资资金可能会被长期套牢。最终，比起不确定性大的初期企业，选择风险更低、回收可能性已显现的企业是现实选择。
某生物医药企业代表A某吐露道：“目前相当一部分VC资金集中在通过了技术评估或具备技术转让条件等成果可见的Pre-IPO阶段及上市临近阶段。由于初中期企业很难回收投资，FI（财务投资者）投资实际上已经中断。”
他补充说：“因为没有FI进来，生物创投只能集中精力引进药企等SI（战略投资者）。但制药行业也因药价下调等经营不确定性增加，很难期待积极的投资。”
问题在于，企业要想达到Pre-IPO阶段，在此之前就需要巨额资金。A某表示：“即使想进入具备上市条件或技术转让实绩的Pre-IPO阶段，之前也需要投入数百亿韩元的研发费用，但现在填补中间过程的后续投资阶梯实际上已经断裂。”
投资者偏好经过验证的企业是合理的选择。但如果所有投资者都流向成果已经显现的企业，那么推动企业到达该阶段的资本就会消失，从而引发问题。
数千亿政策资金也流向有成果的企业
除了民间投资，政府虽然开启了大规模政策性金融供给，但这同样集中于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研发成果的企业。
国民增长基金在今年5月批准了向正在进行肺炎球菌疫苗全球临床3期的SK生物科学提供3000亿韩元规模的贷款。6月，又参与了拥有多项全球技术转让实绩的Ligachem Biosciences的5000亿韩元规模融资。微生物组企业HEM Pharma也成功引进了包括国民增长基金在内参与的540亿韩元规模的投资。
Ligachem Biosciences已经进行了多项技术转让和全球临床试验，HEM Pharma在科斯达克上市后，也在分析服务和健康功能食品业务中产生营收，并处于扩建生产设施的阶段。
国民增长基金并非专门为支持初期生物医药而设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作为国家战略产业大型项目和成长型企业的主要资金供给方，很难认为其向后期·成长期企业提供资金本身有问题。
只不过，目前公开的代表性生物医药支持案例大多是已经确保了全球临床3期、大规模技术出口、上市及商业化等一定水平以上成果的企业，这与初中期生物医药企业感受到的资金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A某表示：“虽然设立了国民增长基金或生物疫苗基金等大规模政策资金，但看到资金主要流向已经具备融资能力或成果可视化的企业，初中期生物创投感受到的惠及并不多。”他指出：“政策资金应当承担起弥补那些仅靠一般市场逻辑无法正常流动的高风险创新技术空白的作用，但在现场，我们并没有充分感受到这种功能。”
政府并非不支持初期新药研发。国家新药开发项目设有从候选·非临床阶段过渡到临床的物质挖掘项目，以及临床1·2期、技术商业化和制造·生产阶段的支持计划。
不过，R&D补贴与企业的成长资金角色不同。政府研究课题是按照既定研究目标使用的资金，而企业在人力成本、专利维护、临床准备、生产、业务开发、海外合作等研究以外的领域也需要持续的资金。
政府R&D产生的一项技术，在被民间投资者充分认可之前，企业必须经历一段维持生存的中间区间。由于高失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一般投资者难以进行技术评估，且生物医药行业具有制药公司或专业CVC率先投资后，后续VC和机构投资者才会跟进的特性，这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空白。
“只顾采摘果实，却不播种”
令人担忧的是，初中期投资空白不仅仅是少数生物创投的生存问题，还可能动摇新药研发生态系统的根基。
初期虽然存在大量企业和候选物质，但在经过非临床和临床1·2·3期的过程中，大部分会被淘汰。少数新药要最终抵达市场，其下层必须存在更多的初期候选物质。
尹代表强调：“为了维持新药研发生态系统这一巨大的金字塔，在最底层默默挖掘候选物质并奉献的初期初创企业必须生存下来。”他还表示：“并非所有的生物创投都能立刻成为制造大单的顶级企业。”
A某也将现状比作“只采摘过去种下的果实”。他表示：“最终，我们没有为未来播种，只是在采摘过去种下或已经结出的果实，连插秧都不做。”他警告说：“新药研发也像金字塔结构一样，底层必须铺垫大量的初中期企业和管线，才能产生向上的成果。如果像现在这样不播种，3~5年后，向上的企业和管线本身就会枯竭。”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初期生物医药企业都必须生存下来。技术可行性较低的候选物质在研究和临床过程中被淘汰是新药研发过程的一部分。但是，经过充分验证后技术失败，与因为连验证资金都筹集不到而被迫中断研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目前，在过去投资繁荣期获得资金的企业正在进入临床并产生技术出口成果，因此国内生物医药管线看似在持续接力。但如果在其下层没有产生足够的候选物质和新企业，几年后挑战后期临床和全球技术出口的企业也必然会减少。
虽然有政府R&D，有民间VC资金，还有国民增长基金等大规模政策性金融。但产业界仍发出“现场没有钱用”的声音。最终，比起资金的绝对规模，在哪一阶段、多长时间内提供敢于承担风险的资金更为重要。
如果实验室诞生的技术在成长为具备临床数据和全球合同的可投资资产之前，最不确定区间所需的资金消失，那么现在的生物医药产业在采摘果实之后，几年后需要收获的创新之种可能会首先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