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2026年9月3日，活跃于柏林、伦敦、美国、新加坡、日本和慕尼黑的投资者、媒体及初创生态系统参与者齐聚韩国。这是一场为期10天9夜的创业城市生态之旅，从大田出发，途经光州、蔚山和大邱。
为什么要在“欧洲创业连载”中讨论发生在韩国的事情？在筹备这次旅程时，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与介绍首尔或柏林的新兴初创企业不同，此次旅程旨在深入观察韩国的地方创业生态系统。
将地方创业生态系统提升至全球水平
2026年4月，韩国中小风险企业部发布计划，宣布将打造10个地方重点创业城市，并争取在2030年前让其中5个城市进入全球创业生态系统百强行列。该政策的核心方向是实现从以首都圈为中心的单一生态系统，向多个地方枢纽共同发展的“多核型创业生态系统”转型。
首批对象是拥有四大科学技术院的大田、大邱、光州和蔚山。计划优先将拥有KAIST（韩国科学技术院）、DGIST（大邱庆北科学技术院）、GIST（光州科学技术院）和UNIST（蔚山科学技术院）的城市培育为技术人才驱动的创业城市，此后结合地方支柱产业和均衡发展，再增加6个城市。
政策覆盖范围远不止于建设创业空间。政府计划在科技院新设创业院，放宽限制教授和学生创业的停薪留职、兼职及学籍规定。同时扩大针对创业企业的研发和TIPS（技术创业孵化）支持，并利用公共机构持有的数据和实证基础来支持创业。
为了让企业留在当地，政府还将扩充办公、居住及社交空间。投资计划包括：2026年启动规模为4500亿韩元的地方成长母基金，到2030年通过子基金募集共计3.5万亿韩元的资金。此外，还将组建由地方政府、大学、研究所和投资机构参与的“创业城市推进团”，旨在连接分散的支持体系。
今年6月，4个创业城市共选拔了278家企业，并启动了每家企业最高可获4亿韩元事业化资金的后续项目。其中一部分由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区域战略自主设计支持对象和选拔方式。这标志着中央政府摆脱了“向全国分配统一项目”的模式，转而让地方自主选择想要培养的企业。
该政策的问题意识很明确：不仅要解决创业起步，还要让企业扎根地方并持续成长。然而，政策指定并不代表城市能直接成为全球创业城市。行政上可以指定创业城市，但全球创业生态系统的声誉必须靠外界认可才能获得。
来自德国的启示：“地方生态系统是如何发展的”
韩国地方创业生态系统应如何走向世界？我们在德国找到了答案，这也是为何我们要将目光投向欧洲的原因。
德国的初创生态系统很难用单一城市来解释。柏林是德国首都，是汇集国际人才、软件和平台企业的代表性创业中心。但在深度科技、移动出行和企业间交易（B2B）领域，慕尼黑展现出的影响力不亚于柏林。柏林与慕尼黑在欧洲创业生态系统中展开了激烈的冠亚军之争。
港口城市汉堡聚集了物流、航运、航空和媒体产业，金融城市法兰克福则扎根于金融与金融科技产业。亚琛以亚琛工业大学（RWTH Aachen University）为中心，发展出了制造、能源和深度科技创业生态；斯图加特则依托汽车与机械产业，而科隆和杜塞尔多夫在媒体、保险、通信和B2B领域形成了各自的生态系统。
数据也揭示了这一结构。在Dealroom的德国生态系统资料中，除了柏林，巴伐利亚、慕尼黑、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巴登-符腾堡、法兰克福和汉堡均作为主要创业枢纽出现。慕尼黑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等地方高校被视为培养创业家和科研型企业的核心机构。
这不仅仅是因为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在德国，各地区的大学、科研机构、中型企业、产业集群和地方政府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已形成紧密联系。即使不去柏林，在慕尼黑也能遇到移动出行和深度科技投资者，在汉堡可以找到物流与航空企业，在亚琛则能接触到制造业研究人员和企业。
德国是欧洲代表性的多核型创业生态系统，在首都之外同样拥有与全球直接相连的产业城市。以此审视韩国的创业生态系统，一个疑问自然产生：为什么韩国的创业生态系统至今仍只能用“首尔”这一个词来解释？
不必非要去首尔也能创业
韩国并非没有地方创业支持政策。各地设有科技园（Techno Park）和创造经济革新中心，也有大学、研究所和孵化中心。每个地方政府都在运营创业支持项目和投资活动。
然而，拥有优质技术的地方企业一旦进入成长阶段，往往会搬迁至首尔或在首尔设立办公室。这是因为投资者、客户和人才都集中在首尔。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始终存在：虽能在地方起步，但要在地方成长为大企业却十分困难。
政府今年启动的“创业城市建设项目”正是试图改变这一结构。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开展了创业城市宣传项目。此次旅程参与者包括分析全球城市创业生态并将其数据化的机构如Startup Genome和Dealroom，全球投资数据相关方如PitchBook，以及Sifted和TechCrunch等海外初创媒体。Heartfelt和Dracoon Ventures等欧洲投资者也亲自造访了韩国的这些地方城市。
访问团不仅听取了关于地方创业政策的介绍，还亲自走访了大田、光州、蔚山和大邱，考察了各城市的大学、研究所、投资机构、初创企业及产业现场。
大田：全球会议上的探讨
9月3日在大田举行的全球会议，从生态系统、数据、投资、城市政策四个视角探讨了上述问题。
Startup Genome亚洲总监Chusen Kin解释称，初创生态系统并非一蹴而就成为全球枢纽，而是经历“激活–全球化–引入–整合”阶段而成长。初期需确保有足够的技术初创企业和社区，之后创业家需与海外客户、投资者和同行建立联系，积累符合全球市场的业务经验。随着成功企业和大规模退出案例出现，外部资本和人才会为了探究“那个城市发生了什么”而纷至沓来。最后，初创企业与大学、大企业、投资机构的合作将不再是特别活动，而是成为日常。
Kin特别强调了“联系的密度”。他解释称，在创业家、投资者和专家不仅通过正式活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交换知识与经验的生态系统中，企业成长速度远快于其他地区。相反，如果社区和人才积累不足，单纯增加支持项目和预算，效果将难以持续。他指出，政府的角色也不应是亲自运营所有项目，而应寻找地方最大的缺口并填补，成为支持民营机构活动的“助手”。
Dealroom生态系统研究负责人Nina Chaloum指出，即使拥有良好的生态系统，如果不能被数据捕获，在国际上也难以被发现。评价创业城市不能仅看投资总额或独角兽数量等绝对规模，还应综合考量人口占比、创业与投资密度、近期成长速度、从初期企业到后续投资及大型企业的成长路径、大学衍生创业及专利商业化、各领域专业度等。
会议介绍了一个案例：尽管洛杉矶在绝对投资规模上远超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但按人口比例衡量创业密度时，塔林展现出了更强的生态系统。这意味着大田无需与首尔在规模上硬碰硬。大田应基于研发和深度科技这一独特条件，与世界上规模、成长阶段及产业特性相似的城市进行对标。
但为此，有关地方初创企业、投融资、大学衍生创业、就业和专利的信息，需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持续积累。如果地方实体与外界通过数据能看到的面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该生态系统的优势将大部分被掩盖。
随后，在Sifted初创生态系统副总裁Anisah Osman Britton的主持下，Heartfelt合伙人Henric Hungerhoff和Dracoon Ventures代表David An进行了投资者座谈。座谈讨论了“除了优质技术外，初创企业还需要什么”。初期投资阶段因营收尚未充分，对创业团队本身的评估至关重要。核心标准包括技术与商业化能力的互补性、共同创始人的角色分配是否明确、团队是否全心投入等。
特别是针对深度科技企业，嘉宾认为需要由长期钻研技术的发明者与能够获得客户、争取投资的商业人才共同组成结构。不仅要解释技术的准确性，还要具备向客户和投资者传递技术所能创造的未来的能力。因为投资者投资的不是过去的科研成果，而是即将产生的未来企业。将与潜在客户的对话转化为实证案例，再进一步转化为付费合同的“数字管理能力”也被视为判断是否具备全球投资准备度的关键标准。
会议还提出了务实的建议：并非所有技术企业都必须接受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的结构决定了需要极少数企业实现巨大规模增长来带动整体收益，因此前提必须是具备成长为数十亿美元规模企业的潜力。对于研发周期较长的深度科技企业，初期利用政府科研经费、补贴及企业实证项目来验证技术和市场，之后再接受风险投资可能更为合适。重点不在于是否获得了资助，而在于科研从何时开始向客户、营收和后续投资转化。
最后一场座谈介绍了大田的姊妹城市——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Montgomery County）的案例。蒙哥马利县经济开发局局长Judy Costello与TechCrunch的Kate Park参与了讨论。蒙哥马利县虽然拥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等世界级研究机构，但因被华盛顿特区、波士顿和加利福尼亚等知名枢纽的光环所遮蔽，这一点与大田极为相似。双方将原有的文化学术交流扩大至经济合作，大田并在当地开设了全球商务中心。通过这一路径，物流机器人企业Twinny等大田企业正积极在美国推进实证与市场准入。
蒙哥马利县方面表示，规模比大城市小反而可能成为优势。因为企业不会在庞大的生态系统中迷失方向，地方政府可以具体地连接合适的实证场所、客户和研究机构。
此外，会议还对急于进军海外的地方企业发出了警告。不能将美国视为单一市场进行“一窝蜂”式进攻，也不要认为只有自己拥有唯一的技术。必须先行调研目标地区的产业与竞争对手，在建立实际客户和合作关系后，再选择据点。地方政府也不应仅仅停留在提供办公室或补助金上，而应起到降低风险的作用，帮助企业接触到合适的实证现场、客户、人才和资本。
当天的讨论最终浓缩为三句话：“全球竞争力必须被创造出来，需通过数据展示，并依靠关系持续发展。”大田已经具备了科研机构、技术和企业。现在需要做的是将分散的资源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将成果转化成世界能够发现的信息，并制造让造访过一次的投资者和媒体愿意回访的理由。全球创业城市不是举办支持项目最多的地方，而是人才、资本和知识反复汇聚的地方。这是当天会议留下的最鲜明的讯息。
超越大田、光州、蔚山和大邱
这场大征程随后进入对各城市基础设施的实地考察。在大田，考察团调研了包括KAIST和ETRI（电子通信研究院）在内的政府出资科研机构及技术人才环境。还将与大田地区代表性投资公司Bluepoint Partners会面，探讨其作为技术创业专业投资机构在地方的作用。
在光州，考察团将访问国家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考察光州拥有的技术基础设施。计划会见专注于人工智能、未来移动出行、能源的光州生态系统代表性创业家。在蔚山，考察HD现代重工等传统大企业与初创企业的合作现场。大邱则将访问医疗领域特色枢纽K-Medi Hub及代表性初创枢纽DASH，旨在打开通往全球的道路。考察团还将观察GIST、UNIST、DGIST等各地区代表性科技高校如何与初创生态系统紧密运作。
地方创业生态系统的目标并非将所有资源困在地方。而是要打造一种结构，使从地方起步的企业在接触首尔及海外资本、客户和人才的同时，仍能将总部和核心能力留在当地。德国地方生态系统带来的教训就在于此。慕尼黑的初创企业不只面对慕尼黑投资者，亚琛的深度科技企业也不会仅在亚琛内部成长。扎根地方，同时让资本和市场跨越国界连接。
地方性与开放性并非对立概念。相反，地方生态系统越强，与外部连接就越积极。每个城市的资源禀赋各异。如果四个城市都围绕同一产业、同一项目、同一类投资者竞争，那剩下的将只是中央集权生态系统的“迷你复制品”，而不是多核型生态系统。为了让韩国的创业城市不成为首尔的“微缩版”，深入思考德国式多核生态系统是非常有意义的。
各城市不仅要解释“我们有什么”，更要解释“为什么这项技术和这家企业必须诞生在这一城市”。蔚山的优势不仅在于大企业多，更在于初创企业能实际在船舶、工厂、汽车生产现场进行技术验证。光州不仅要说明拥有科研机构和基础设施，更要展示其在人工智能、移动出行和能源领域如何解决具体的产业问题。大邱和大田也必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代表企业和投资案例。
城市品牌不是由行政机构制定的战略产业清单决定的，而是通过在那里成长起来的企业被人们记住的。如果数据中没有呈现，那么该城市在世界上就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此次访问团包含Startup Genome、Dealroom、PitchBook等机构的原因。全球投资者和企业无法亲自造访世界上每一个城市。当他们寻找新市场时，会首先查看数据库、生态系统报告、投融资记录和现有投资者的推荐。
如果地方企业的投融资和成长信息不能恰当地反映在全球数据中，城市的实际能力也将随之消失。如果在大田创业的企业将总部搬到首尔，投资业绩就会被计入首尔的生态系统。如果地方初创企业的信息没有整理成英文，或者投融资记录缺失，海外就很难发现这些企业。
因此，不必将“全球百强城市”这一目标视为单纯的排名竞争。重要的是该城市能否被世界识别。有哪些企业、获得了多少投资、在哪个领域成长，这些都必须以数据形式积累。代表性创业家、投资机构、大学科研所及产业伙伴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以生态系统的形式被解释。这并不是为了进入数据表而捏造夸大数字，而是要用国际通用的方式记录下已经发生的活动与成果。要成为全球创业城市，首先要成为一个外来者可以搜索到并理解的城市。
邀请海外相关人士造访地方只是起点。一次访问并不能建立城市的声誉。如果仅以访问团人数、举行了多少次见面会、会场出席人数来评价此次项目的成果，那与过去一次性的海外邀请活动并没有什么不同。
全球投资者不会因为受到热情款待就再次造访。只有当他们首次造访时接触到的企业正在成长，或者持续挖掘出新的投资机会，且有值得信赖的当地合作伙伴提供后续信息时，他们才会回来。衡量地方全球竞争力的最明确指标不是访问者的人数，而是“复访率”。
活动结束后，海外媒体是否追踪报道了地方企业？数据机构是否更新了相关企业和投资信息？投资者是否请求了额外资料并进行了后续会谈？首次访问者是否带来了其他投资者和企业？为此，与其展示大量企业，不如准确筛选出适合投资者需求的企业更为重要。不仅要说明技术的优越性，还要能够传递市场规模、客户验证、商业模式及后续投资计划。
必须有人对后续的关系负责。整理问题、传递资料，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