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비즈한국] 在阿斯利康、礼来、默沙东、强生等全球药企设立展位的世界肺癌大会（WCLC）2026会场一角，韩国肺癌患者协会的展位也坐落于此。在各家药企展示新药和临床数据的展位之间，这一能够直接传递患者心声的空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韩国肺癌患者协会是一家非营利性患者组织，致力于为肺癌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治疗信息，并开展扩大新药医保报销范围、提高早期筛查意识等活动。
13日，在时隔19年再次于韩国举办的WCLC现场，韩国肺癌患者协会会长赵正日（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我们运营展位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患者协会的活动，并通过加快肺癌治疗速度，为患者带去希望。”
此外，为了通过与世界各国肺癌患者组织直接交流，对比各国早期筛查政策、新药可及性及医疗保险制度，寻找对国内患者有益的方案，协会在大会开幕前一天的12日，还专门与来自日本、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地的患者协会相关人士进行了会晤。
赵会长与协会相关人士指出，由于肺癌初期症状不明显，往往发现时已是晚期。他们与海外患者组织分享了关于早期诊断政策及筛查的信息。韩国国内数据显示，约65%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3-4期。特别是女性肺癌患者中非吸烟者的比例较高，因此如何及早发现那些处于现有“以高风险吸烟人群为中心”的筛查体系之外的患者，已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新药可及性也是与海外患者组织分享的核心议题。他们解释道，鉴于各国的新药审批和医保支付方式各有不同，通过对比患者使用新治疗手段的速度，可以为改善国内相关制度提供方向。
协会相关人士强调：“无论研发出多少新药、出台多少政策，如果患者无法直接使用，一切都是徒劳。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与他国联络，了解各国医保如何覆盖、哪些患者适用，从而推动将他国的优秀模式尽快引入并惠及我国肺癌患者。”
即便获药监部门批准，医保门槛依然存在……呼吁改善新药可及性
赵会长特别指出的问题是，新药从研发成功到真正惠及国内患者之间必须经历的漫长过程。
在国内，新药即便获得了食品医药品安全处（食药处）的品种许可，患者也无法立即使用。还必须经过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审评院）的报销适宜性评估以及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健保公团）的药价谈判等后续程序。
特别是近年来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机构批准的创新药，年用药成本往往高达数亿韩元，在考虑临床实用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将其对医保财政的影响纳入考量。
赵会长感慨道，即便食药处批准该药品可用于国内患者，但由于药价昂贵，只有纳入医保患者才用得起，但由于国家财政受限等原因，往往在审评院或健保公团的报销评估阶段就受到阻碍。
他还指出，与海外国家相比，国内患者感受到的新药可及性速度相对迟缓。
赵会长主张：“以日本为例，一旦获批，通常会立即纳入医保范围，让患者先用上药。其他国家在药物上市后大多会允许使用，而我国不仅存在费用问题，还有许多药物甚至被完全排除在医保之外，导致患者连自费购买的机会都被剥夺。”
食药处的品种许可并不直接等同于患者可以使用治疗药物。现行国内新药获批制度的法定耗时，合计审评院评估、健保公团药价谈判及公告程序，最长约为240天。问题在于，这并不意味着从获批到纳入医保的全部时间。如果癌症疾病审议委员会未设定报销标准，或者药剂报销评价委员会未认可报销适宜性而需重新申请，再加上资料补充和费用效益、财政影响等评估循环，患者真正享受医保覆盖可能需要耗费数年时间。
实际上，在国内，从获批到纳入医保耗时数年的肺癌新药案例不在少数。阿斯利康的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药物“Tagrisso（泰瑞沙）”于2018年12月扩大适应症为一线治疗方案，但纳入一线治疗医保范围却迟至2024年1月。这意味着报销范围扩大耗费了约5年时间。期间，Tagrisso多次未能通过癌症疾病审议委员会的门槛，等待报销的患者甚至因不堪重负的高额药费而发起了国民请愿。
强生的双特异性肺癌新药“Rybrevant”情况类似。该药于2022年获准在国内用于EGFR外显子20插入突变非小细胞肺癌的二线单药治疗，但随后多次冲刺医保失败。直到今年6月才通过药剂报销评价委员会，并于8月完成与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的药价谈判，预计将于10月被列入医保报销目录。如果最终顺利列入，将是自首次获批以来历时约4年才真正进入健康保险范围。
关注小细胞肺癌创新药……每月5000万韩元，谁能用得起？
在此次韩国肺癌患者协会设立展位的WCLC上，他们重点关注的领域是什么？答案是小细胞肺癌（SCLC）治疗药物。
根据中央癌症登记总部2026年发布的最新统计，2023年国内肺癌病例共32924例，其中小细胞肺癌为3261例，约占总数的10%。由于该病种进展迅速、复发率高，因此对新治疗药物的需求缺口巨大。此次WCLC上，也陆续发布了多项重磅的小细胞肺癌新药临床研究结果。
靶向B7-H3的抗体偶联药物（ADC）备受瞩目。在针对复发性小细胞肺癌患者的3期临床试验中，Tarlatamab相关的新药“Tambotatug Pelitecan”较传统治疗药物拓扑替康（Topotecan）将死亡风险降低了54%，中位总生存期（OS）达到13.3个月，优于拓扑替康的9.4个月。另一种ADC“Lisbutatug Rezetecan”在3期临床试验中也创下了18.5个月的中位OS，显著延长了生存期。
此外，靶向DLL3的双特异性抗体Tarlatamab也在本次大会上公布了增加给药间隔或皮下注射等临床研究进展，旨在扩大治疗选择。随着新机制药物接连问世，患者们的期待也日益高涨。
然而，患者究竟能以多快的速度使用上这些昂贵的新药，是摆在眼前的另一项难题。赵会长特别指出，由于小细胞肺癌预后较差，所有的新药都值得关注，虽然出现了许多创新的小细胞肺癌药物，但归根结底由于费用问题，患者难以触及。
他援引一名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案例，提醒人们注意因药物高昂带来的可及性问题。该患者曾因全身肿瘤转移而生命垂危，但在参与一种新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后，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恢复。赵会长表示，如果不是参加临床试验，该患者根本无法承担如此高昂的医疗费。
赵会长说：“该药物一个月的费用高达近5000万韩元，若不是因为参加临床试验能够获得免费用药，又有谁能用得起呢？”
应优先使用疗效好的药物……一线治疗报销受限亦是难题
肺癌患者协会认为，即使新药进入医保，在何种治疗阶段可以使用也至关重要。
在抗癌治疗中，即便对于同一种新药，是否能从一线治疗开始使用，还是只能在既往治疗失败后的二线或后线治疗中使用，患者实际获得的治疗机会大相径庭。患者协会的立场是，在病情恶化前，应优先给予患者使用高效治疗药物的机会。
赵会长以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药“Rybrevant”为例，解释了患者期望的治疗时机与实际报销标准之间的差距。
不过，他也表示理解审评院在考量医保财政时所面临的困难。赵会长表示：“从患者立场出发，优先使用高效药物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同时也理解，如果从一开始就使用所有特效药，国家财政将难以承受。”
赵会长的核心关切在于，仅有“研发出了新抗癌药”这一事实对于患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临床证实有效的新药获得国内许可、定价在患者可承受范围内进入医保，并且能在必要的治疗阶段实际处方给患者，这才能真正成为新的治疗选择。
这正是韩国肺癌患者协会在时隔19年举办的WCLC上首次设立展位的原因。如果在学术会议上不断公开创新的新药和临床成果，而患者却无法使用这些药物，那么治疗创新的意义将大打折扣。肺癌患者协会发出的声音是：不能仅仅停留在新药研发层面，必须同时改善从早期诊断、获批、报销，一直到在适当治疗阶段得以使用的全程患者可及性。